中国兽医史
中国兽医史（英语：histor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in China），中国兽医学在历史上曾对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对一些国家兽医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起源
中国兽医学的起源可追溯到野生动物被驯化为家畜的时期。约在1万年以前，人类在开始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便开始了对家畜疾病的斗争。火和石器、骨器被应用于战胜人畜的疾病，导致了温热疗法、针灸术以及其他外治法的起源。内蒙古多伦县头道洼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砭石，经鉴定就具有切割脓疡和针刺两种性能。中国最早的药物以植物为主。兽医药物一般认为是在人体用药的基础上，加上对动物的直接观察而开始被应用的。中国在原始社会已出现家畜圈养。如陕西半坡和姜寨遗址(属仰韶文化)都发现有用细木柱围成的圈栏，其中堆积有很厚的畜粪。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畜牧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说明当时也已有了一定的关于家畜卫生防护的知识。
早期发展
中国兽医技术的早期发展与马以及猪、羊等家畜的用途日受重视有关。殷商时因马已用于拉车和骑射而开始注意马病。如甲骨文中便有“贞多马亚，其僫(有)”等字句，其中“亚”读为“恶”，是马有疫病的卜辞；同时还有人畜通用的病名，如 (体内寄生虫)、 （齿病）等。当时猪圈、羊牢、马厩的出现，反映了对家畜护养的进步。此外，甲骨文中还发现有“ ”等牡猪的象形字，其字形中象征生殖器的笔画是断离的，许多学者释为 去势的公猪，说明当时已有原始的阉割术。
从西周到春秋，中国兽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周礼·天官》记载，西周时已设有专职兽医诊治“兽病”和“兽疡”，并已采用灌药、手术及护养等综合医疗措施。在家畜去势术方面，有关文献记载的有“豮”（指去势的公猪）和“攻特”（即之，指马去势）等。在严重为害家畜的疾病方面，有“瘈狗”（指狂犬）、“瘯蠡”（指家畜疥癣）、“玄黄”（指马黄病极而变色）、“瘏”（指马疲不能行进之病）等。《周礼》中还有“内饔……辨（肉）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等记载，可认为是肉品检验的开始。
奠基时期
从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兽医学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战国时期出现专门诊治马病的马医。有关家畜疾病的记载也更多，如“牛疡”、“羸牛”（指瘦弱牛）、“马肘溃”、“马膝折”、“马蝱”等均有出现。《晏子春秋》中还有马中暑的记述，说：“大暑而疾驰，甚（重）者马死，薄（轻）者马伤”。《庄子》所载“络马首、穿牛鼻”，说明当时已有穿牛鼻绳的技术。这一时期对兽医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是《黄帝内经》一书的问世，也为中国兽医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指导原则。汉代出现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又提供了中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药学专著，其中提到的“牛扁（药名）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柳叶主马疥痂疮”、“梓叶擣（捣）傅（敷）猪疮”、“桐花主傅（敷）猪疮”等，都是关于兽用药物功效的记述。此外，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等书，充实与发展了前人辨证施治的原则，也可为兽医临证所借鉴。所有这些中国医学和药物学上的重大进步，都有力地促进了汉代和以后中国兽医学的迅速发展。如：汉简中已记载有兽医方剂，并开始把药作成丸剂给马内服。汉代将铁制的九针、金针和银针用于针灸，并有针药配合治疗兽病的记载。河南方城汉墓中出土有“拒龙阉牛图”，说明中国在1800多年前已有牛的“走塞法”。汉代已知用革制的马鞋(鞮)进行护蹄和为马削蹄。《汉书·艺文志》载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同时还出现《马经》和《牛经》；除《马医》外，还出现“牛医”等。
学术体系形成时期
汉代以后，中国兽医学在前阶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体系。晋代名医葛洪在其所著《肘后备急方》中提出治六畜诸病方，其中有关于马驴十几种病的疗法，如用黄丹术治“脊疮”，用灸熨术治“马羯骨胀”，用“直肠入手”技术治“胞转”，并指出疥癣有虫等。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中的畜牧兽医专卷，载有家畜26种疾病的48种疗法，其中掏结术、削蹄法(治漏蹄)、猪羊的阉割术以及关于家畜群发病的防治隔离措施等，反映了当时的兽医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此后，兽医学专著大量涌现。先是有问世于梁代的《伯乐疗马经》。至隋代，关于畜病的诊治、方药及针灸等已均有专著。如《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疗马方》一卷、《伯乐治马杂病经》一卷、《俞极撰·治马经》三卷、《治马经图》二卷、《马经孔穴图》一卷、《杂撰马经》一卷以及《治马牛驼骡等经》三卷及目一卷等。
中国的兽医教育始于唐代。唐神龙年间太仆寺中设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唐贞元时，日本兽医平仲国等到中国留学。约在唐开成年间编著的《司牧安骥集》，对于中国兽医学的理论及诊疗技术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兽医教科书。为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唐代还制定了有关畜牧兽医的法规，如唐律规定“诸乘官畜产，而脊破领穿、疮三寸，笞二十”，以及“……伤重五日内死者，从杀罪”等。唐高宗时颁布的《新修本草》，收载药物844种，可称是中国古代较完备的一部人畜通用药典。唐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兽医学也有很大发展，如西藏有《论马宝珠》和《医马论》等著作，新疆出现《牛医方》等。
宋、元时期，中国兽医又有进一步的创新和提高。宋代曾设置“收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并规定“凡收养病马……，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这是中国兽医院的开端。以后又规定将有“耗失”的病马送“皮剥所”。“皮剥所”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家畜尸体剖检机构。宋代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兽医药房，如元《文献通考》载有“宋之群牧司有药蜜库……，掌受糖蜜药物，以供马医之用”。当时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业的发达，兽医著作也更为繁荣。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就有《伯乐经》、《安骥集》、《贾躭兽医经》、《明堂灸马经》、《相马病经》、《疗驼经》、《师旷禽经》等。此外，王愈撰《蕃牧纂验方》，载方57个，并附针法。至元代，兽医卞宝（卞管勾）著有《痊骥通玄论》，其中“三十九论”、“四十六说”，对于家畜脏腑病理及一些常见多发病（尤其是结症及跛行等）的诊疗，进行总结性的论述。
衰落时期
宋、元以后，中国兽医学由盛极而趋衰落。但明代在兽医教育和兽医学著作方面还有所建树。明政府曾几次培训基层兽医，如英宗时(1438)规定“每群长（管马25匹，以后增为50匹）下，选聪明子弟二、三人学习兽医，看治马病”。著名兽医喻本元、喻本亨编著的《元亨疗马集》，理法方药俱备，内容丰富多彩，是国内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中兽医学代表著作。此外，有关马、牛疾病的医书也出现过不少。明代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不但为人医，也为兽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医药知识。至清代，兽医学的发展就极为缓慢。虽有著述，但主要是对《元亨疗马集》一书进行的改编、选辑和充实，如1736年李玉书曾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增删，1800年傅述风进一步补充了《元亨疗马集》所附《牛经》中的不足等。鸦片战争以后，民间对中国传统兽医技术仍有所整理和总结，如李南晖（号青峰）编著的《活兽慈舟》一书(1873)对黄牛、水牛、猪、马、羊、犬、猫等家畜的240种病症均有论述，并收载方剂（包括单方）700多个；《猪经大全》(1891)有48种猪病的疗法，并附病状图，后成为传统兽医学中唯一被保存下来的猪病学专著等。但总的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兽医学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传统兽医学尤其受到歧视而甚少进展。
20世纪以来
西兽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可追溯到20世纪以前；但有系统的传入则以1904年在保定成立马医学堂为开端。从此中国便有了中、西兽医学之分。从西兽医学的发展看，继马医学堂（1907年改为陆军马医学堂，1912年又改称陆军兽医学校）开始培养西兽医人员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一批兽医科系和专门学校，其中有东南大学畜牧兽医系（1912，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前身），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畜牧兽医科（1914，北京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前身）、上海兽医专科学校(1931)、江西兽医专科学校(1936)、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畜牧兽医系（1936，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前身）、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939)、英士大学畜牧兽医系(1941)、中山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畜牧兽医系(1943)，以及兰州兽医学院(1946)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培养专业人员约3000余人。这一时期出国学习兽医者也日渐增多，1907年便有人赴日本学习兽医；此后又有较多的人相继赴欧美留学兽医专业，但学有专长回国者不过几十人，在当时条件下也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兽医生物药品制造和兽疫防治方面，1924年北平中央防疫处首创马鼻疽诊断液和犬用狂犬苗成功；此后，青岛、上海、广西、南京、四川、浙江和江西等地有关机构以及抗日战争期间设立的军马防治所等，也于30年代先后进行了血清和疫苗的研究、制造。40年代，抗日战争后方各地又有各种兽医防疫机构的设立。在兽医学术活动方面，1936年成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1935年起先后有《中国畜牧兽医季刊》、《兽医月刊》的创办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40年代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诸如制造牛瘟血清疫苗、分离猪瘟病毒等方面的成就；1947年在晋察冀鲁豫边区建立的北方大学农学院（1948年并入华北大学）中开设了畜牧兽医系和专修科，并开展了对于中兽医学术的总结整理和研究工作。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传统兽医和西兽医都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因而兽疫横行，仅1942年冬青海牛瘟流行就使牛死亡数约达百万头之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兽医学停滞落后的局面才得以根本改观，从此逐渐进入了中西兽医结合、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