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史
中国农业史（英语：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China），中国是世界农业发祥地之一。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农业已有上万年的历史。
原始农业时期
几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显示，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以种植粟为代表。重要遗址有黄河中游河南郑州的裴李岗文化（约前5500～前4800）以及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前5400～前5100）等，继承这两个早期新石器文化的是河南渑池的仰韶文化，它的分布极广，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至湖北西北，东至河南以东，西至甘肃、青海接壤一带。新石器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又有山东章丘的龙山文化（约前2500～前2000）。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代表，湖南玉蟾岩遗址（约前1.2万～前1万）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栽培稻实物。著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约前5000～前4000），是中国炭化稻谷出土量最多的遗址。在太湖地区形成系列的稻作文化，有浙江嘉兴的马家浜文化（约前5000）及其后续的上海崧泽文化（约前4000）和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前3300～前2000）。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以四川巫山大溪文化（前4000～前3000）为代表，其次为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前3000～前2600）。长江以南重要的稻作文化遗址有江西修水的距马岭遗址（前2800），广东曲江的石峡遗址（前2900～前2700）及云南宾川的白羊村遗址（前2200～前2100）等。北方新石器文化分布在东北、内蒙古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四个地区。其中最早的为辽宁沈阳的新乐文化（前5300～前4800）及辽宁长海的小珠山一期文化（约前5300～前4800），其次为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及小珠山二期文化（约前3500），再次为小珠山三期文化（前3000～前2500）。这些文化的发展过程，与黄河流域大体一致。
从各地遗址出土的材料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同时也广泛使用骨器、角器、蚌器和木器。其种类包括：整地工具如用来砍伐树木和清理场地的石斧、石?，用来翻土和松土的石耜、骨耜、石铲，收割工具如石刀、石镰、骨镰、蚌镰、蚌刀等。此外，还普遍使用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盘棒和石臼、木杵等。
当时的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很大，生产水平较低。黄河流域因气候干燥，雨量较少，适于旱地作物如粟、黍、大麦、小麦、大麻及大豆等种植，在有水利条件的地方也种植水稻。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因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湖泊、沼泽、河流众多，适于种植水稻以及耐阴的块根块茎作物如木薯、芋等，山坡旱地也适于各种旱作。畜禽饲养方面，南北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有驯养猪、犬、牛的遗存，羊及马则以北方为主，鸡的驯养稍迟，南北方都有。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尽管已有了原始种植业和饲养业，但采集和渔、猎仍占重要地位，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农业相对发展、人们已经定居下来以后，采集和渔、猎仍占一定地位。这是原始农业结构的特点。
中国南北各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表明，中国的原始农业不是起源于一地，而是呈多中心地发展。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最主要的两大起源发展中心，一个以旱作粟为代表，一个以水田稻为代表，它们各自在扩展、传播中交融。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稻的种植已推进到河南、山东境内，而粟和麦类也陆续传播到东南和西南各地。
夏、商、西周时期
财产私有制的产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首先反映在农业生产工具上，当时出现了青铜农具，但数量不多，主要仍是木、石器，但种类增加了，出现了臿、铲、?等掘土工具和镰、铚等收割工具，还有钱、镈两种除草工具和一种用来碎土平地的木质榔头称耰，并有“或耘或耔”的记述，表明在农田操作中已有了整地和中耕、除草、壅土的内容。其次与农具的发展相联系，土地的占有制和利用方式也有变化。西周推行“井田制”，规定土地为国家公有，由国王将全国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央一区为公田，四周八区为分授给八夫的私田。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物全部缴统治者。男子成年受田，老死还田。奴隶们依附于井田，通过集体劳动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和种植。井田的田间有发达的排水沟洫系统，甲骨文的“田”字写作、等形状，就是农田分割为沟洫的形象化，井田制农业也因此称沟洫农业。这时撂荒制尚未绝迹。有的地方还把田地分为可以连年种植的“不易之田”、种一年休闲一年的“一易之田”和种一年休闲二年的“再易之田”三类，实行有计划的休闲制。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农作物仍以粟为主，但《诗经》中同时已提到禾、谷、粱、麦、耒、牟、稻、稌、秬、秠、穈、芑、菽、麻、苴、纻（苎）等。此外，园艺生产已有园和圃，即果树与蔬菜的分工，瓜、果、杏、栗等园艺作物都已种植。根据甲骨文和《诗经》等的记载，养蚕已成为农事活动的一部分，蚕织被看作妇女的一种美德。从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还证明当时的畜牧业不仅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而且饲养数量大为增加。其中马匹由于战争和狩猎的需要，尤其受到奴隶主的重视，发展迅速。由于粮食增加，酿酒也较普遍。甲骨卜辞除提到酒外，还提到用稻酿造的“醴”和用黍酿造的“鬯”等。这时人们为了使栽培植物能够提供较好的收成，还逐渐从实践中学会了选择“嘉种”，懂得了早熟、晚熟和早播、晚播等品种的区别。畜牧业上也发明了淘汰劣马和公马去势的技术等。
春秋战国时期
鲁国实行初税亩，即按亩征收赋税的制度，不久也被其他诸侯国家采用。在秦国商鞅、魏国李悝等人的倡导下，一些诸侯国家的统治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纷纷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奴隶主国家土地所有制逐步被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形成。在封建制度下，地主是土地所有者，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原来的奴隶成为向地主租种小块土地的佃农，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同时，各诸侯国家之间互相争霸的战争，也迫使他们为了保证足食足兵而奖励耕战，重视农业，甚至重农抑商。这就使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获得了奴隶社会无法比拟的发展动力，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农业生产巨大发展的突出标志是铁制农具的出现。由于冶铁术的发明，这时的耕地农具耒耜，锄地农具如铫、镈、?以及收获农具如镰、铚等都已有了铁刃。而铁犁的出现，把耕地从间断式破土转变为连续式的前进做功，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铁犁所需的动力大，用畜力作动力的牛耕也应运而生。有了铁制农具，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增强，许多大型灌溉工程如芍陂、引漳十二渠和都江堰、郑白渠等相继兴建，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好的水利条件。在土地利用上，由撂荒制过渡到连种制。
铁制农具还促进了作物栽培方法的改变。一是促使土壤耕作精细化；二是发明了畎亩法，即垄作技术；三是肥料的施用。由此可见，在推行铁制农具的基础上，综合应用深耕多锄和多粪肥田等措施，中国农业的耕作传统已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畜牧方面出现了相畜术，其中以伯乐相马和宁戚相牛尤为著名。“兽医”一词首见于战国，《周礼·天官》有“兽犬医掌疗兽犬病，疗兽犬疡”的记载，兽犬病和兽犬疡分别相当于现在的兽医内科和外科。蚕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江陵战国楚墓中的马山一号墓出土的丝制品质地精良，说明当时已能纺织出薄如蝉翼的纱罗织物。这一时期的农业成就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就是许行等农学家的出现和农学著作的产生。如《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正确地总结了农业生产中人的劳动和土壤、气候三大因素的相互关系，把人的因素放到了首要地位。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代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国家归于统一。汉代推行一些有利农业的政策，如劝民农桑、兴修水利、储粮备荒、西域屯田、轻徭薄赋等，对促进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魏、晋、南北朝时，国家又趋于分裂，北方的农业技术随人口南下，但政治经济和农业生产重心仍在北方，是北方传统耕作技术形成体系和趋于成熟的时期。
由于冶铁业的发达，铁器农具在汉代已经普及，且种类大增。北魏时从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脱粒到加工各个环节，有记载的农具达30余种。特别是犁的革新、耧车和提水工具的创制，作用更为显著。汉代发明犁壁以后，土垡可按一定方向翻倒，从而能同时完成翻土、灭茬、开沟、起垄等作业，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耧车由种子箱、排种器、输种管、开沟器和机架牵引装置组成，可以完成开沟、播种、盖土工序，实为现代机械化播种机的雏形。汉代出现的提水工具翻车，在古代抗旱排涝中也有重要作用。
在耕作栽培方面，汉代推广“代田法”、“区田法”，对提高产量和防旱保墒有明显作用。魏、晋时又创造了碎土工具耙，使整地工艺得到改进，形成耕–耙–耱配套的整地技术。这一时期施肥技术也有很大发展，开始讲究施肥的数量、时间和种类，有了基肥和追肥以及人畜粪生熟之分，并强调使用熟粪。绿肥作物受到重视，被安排到轮作中。播种前实行的“溲种法”，是一种带肥下种的技术。此外，还出现了穗选法以及单打、单储、单种的选种、留种法等，使黄河流域的耕作栽培技术日趋完善。
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组成，在作物方面主要是小麦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与粟并驾齐驱。其他方面如发明了利用温室栽培葱、韭等作物的方法。汉武帝时，除在长安扩建规模很大的上林苑（植物园）并多次从南方引种荔枝、龙眼、橄榄和柑橘等外，还从西域引入葡萄、苜蓿、胡麻（亚麻）等作物，开辟了扩大生产种类、丰富种质资源的途径，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蚕桑技术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并培育了可以养两次的二化蚕，还出现了鉴别马匹优劣的专著《相马经》等。
秦、汉以后的400余年间，中国北方农业的辉煌成就，系统而完整地反映在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该书不仅详尽地记述了北魏时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实况，也是对秦、汉以来北方旱作农业技术的一个总结。在此期间，随着北方耕作技术的南传，南方农业也逐渐改变火耕水耨的面貌，水稻面积扩大，产量有所提高，但总的生产水平仍不及北方。
隋、唐、宋、元时期
农业生产上重要的进展是南方农业的进一步开发、繁荣。魏、晋、南北朝以后，北方时有战乱，南方则一直较为安定。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由于人口的增加，提出了兴修水利、扩大耕地，以发展农业特别是增加粮食生产的要求，同时也为实施这些措施提供了劳力条件。后宋室南渡，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发展农业的要求更为迫切。当时由于江南农业以水稻为主，兴修水利尤其受到关注。水利设施的形式以兼有排蓄功能的堤堰、陂塘为主。扩大耕地在平原水乡以营造圩田为主；沿海则修筑海堤，以防海潮，并改造盐碱地为农田；在南方山区主要是营造“叠石相次、包土成田”的梯田，缓和了水土流失。
唐、宋时期的南方农业除耕地面积增加外，由于农具和整地、施肥等技术的革新，在经营的集约化方面也有新的发展。长江流域出现的曲辕犁（又称江东犁）操作灵巧省力，可以调节犁层的深浅和耕垡的宽窄，水田、旱地都适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耕地质量。同时，其他农具也继续得到革新完善，近代使用的主要传统农具此时已基本齐备。宋代由于进一步使用了适于水田中碎土平地的耖，在犁耕和耙地之后，继之以耖田的工序，又使水田的整地质量更为提高，形成耕–耙–耖的水田耕作技术，一直沿袭至今。在肥料使用方面强调合理施肥以培养地力的重要性。当时除“踏粪法”即人工堆肥外，又出现沤肥和捻河泥、饼肥发酵、烧制火粪（相当于现在的焦泥灰）等，大大丰富了肥料的种类和来源。
上述各项技术的综合应用，为大面积推广复种、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创造了条件。唐、宋时期发展较快的复种形式是稻麦两熟制。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麦类的消费需要激增，南方原来多种在旱地的大麦、小麦渐成为稻田的冬作。后来稻田冬作除大麦、小麦外，还有蚕豆、豌豆、油菜以及绿肥等作物。至于丘陵山区，则主要是发展早稻和荞麦、秋大豆等的复种，形成水稻与杂粮作物的一年两熟制。这一时期经济作物生产也有重大发展。一是茶的兴盛，二是甘蔗的扩种和制糖技术的进步，三是棉花的引种。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大多在南方，加以南方粮食生产有了显著提高，这时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北方，一跃成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区。有关宋代及以前江南一带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重大成就，在《陈旉农书》等农学著作中有较为充分的反映。 明清时期 经济上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人口的急剧增加。自明洪武十四年(1381)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的450余年中人口增加了五倍多。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多地少日益成为全国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明、清两代政府一方面通过垦荒、发展圩田和开发沿海盐碱地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复种方式上的新发展，在北方是实行多种多样的间作、套种，以获得两年三熟、一年两熟以至一年多熟；长江流域除稻麦两熟外，还推广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等。此外，这一时期还从海外引入高产的甘薯和玉米，因为适应性强和单位面积产量高，到清初已传遍各地，在丘陵地区发展尤快，不久就取代了原来种植的粟麦等杂粮作物。由于粮食增产，扩种经济作物有了可能。除前已推广种植的桑、棉、茶和甘蔗外，明代又从国外引入烟草。这些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约在15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中已有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营地主和原始富农经济出现。到清代，这些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成分有所增长，但当时的封建王朝却继续采取重农抑商和稳定封建经济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压抑，新的科学技术也无法传入推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剥削使农村经济江河日下。帝国主义国家为使中国成为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继续维护中国的封建统治，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未能得到发展。直到清代末叶，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才开始受到重视，农桑学校、农业试验场和农业推广机构等有所兴办，农学研究才逐渐走上与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道路。
民国时期
中国从清末至民国以后陆续引入西方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等。最初是从日本，接着从欧美，将西方的农业科学、生物科学知识翻译介绍到国内，同时政府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及欧美学习农业；在国内也开办大、专农业学校和中等农业职业学校，设立普通及特种农事试验场和农业改进所，从事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这一时期通过中国农业科技人员培育以及引进了一批稻、麦、棉、油料、果蔬、蚕桑和畜禽优良品种，在病虫害防治和土壤改良、科学施肥等方面也推广了一些现代农业科学成果，对于改变农业的构成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这一时期的农村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更加贫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激增，中国的经济作物、油料作物受到刺激，一度曾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农产品的出口和价格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地主手中，使农民备受双重剥削，农业日趋凋敝。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业进一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损害。到1949年时，全国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分别比1936年时下降24.6％和47.6％。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的农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把土地制度改革作为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当务之急，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三年的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彻底翻身解放，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为了让农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使农业更快地发展，中国政府提出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从1953年起经历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同时，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年中国农业发展较快。1958年初开始建立人民公社，实行“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体制。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批判“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些错误的指导思想和体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遭受挫折，发展迟缓。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后，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推行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极大地推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政府逐步取消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建立了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经历了50多年的曲折发展，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粮食、棉花、油料、肉类、水产品、水果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谷物、棉花、花生的单产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取得长足进步；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