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畜牧业史
中国畜牧业史（英语：History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建立并融入部分外国畜牧知识与技术的中国传统畜牧业发展历史。中国古代畜牧业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其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原始畜牧业的形成
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家畜资源，世界上所有的家畜种类，在中国几乎都有存在。把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的漫长过程，可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骨、原始洞壁或陶器上的刻绘，以及某些古代传说等大体推断出一个轮廓。
中国古代把马、牛、羊、鸡、犬、彘（猪）称为六畜。其实，历史上的家畜并不止六种，据《尚书·禹贡》等古文献记载，象也曾是家畜之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自古就驯养骆驼、驴等。从分布情况看，家畜的种类组成也因地而异。因此，所谓六畜无非指古代最早驯化的主要家畜。其中尤以犬为最早，因犬在原始时代可以帮助狩猎。山羊或绵羊接着驯化而成，再次是其他家畜，而家禽较晚。也有认为养猪的历史最早，但不同家畜种类形成的迟早，应以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异，在已经定居的原始社会里可能最初饲养猪，而在营游牧生活的社会则不然。
黄河流域及其邻近草原，应是某些畜种的发源地。过去曾有中国的水牛、绵羊、鸡、骆驼和驴等都来自“西方”的说法，这是自古把中国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视为西方的误会。
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一般家畜已先后形成。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多达1,000余头牛和猪的遗骸堆积；浙江河姆渡与罗家角两地文化遗址中有猪骨和猪塑像，以及水牛和鹿的头骨堆积，均可证明至迟7,000余年前不少重要的动物已分别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驯化。传说伏羲氏“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还有伏羲氏“茹毛饮血，教民渔猎”之说，反映了人类在渔猎经济时代驯化家畜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最初饲养的家畜是供肉食和利用皮毛，也被用作祭品。
5,000多年前，从神农到黄帝的传说时代，家畜渐被用于驾车使役。唐《通典·礼》篇称：“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及陶唐氏（尧）制銮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从殷墟发掘的马车，其结构已与秦汉时代的畜力车辆近似。
古代畜牧业的发展
到奴隶社会，畜牧业和家畜利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役畜和肉畜都得到重视，因此也注意家畜品质的选择。为了养好家畜，当时在管理畜群、修棚盖圈、减少家畜伤亡等方面也有不少创造。从事放牧的奴隶称圉人、牛牧，奴隶头目称牧正，有的牧正后来成为奴隶主的仆从，到封建社会时代还有升到九卿爵位的。由于畜牧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家畜已成为民间重要的食物来源。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畜牧业管理的组织制度趋于完善，畜牧生产在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初期的畜牧业大体可分为国家所有、皇室所有和地主经营、小农经营四类。以后逐步有所变革，但在性质上仍可区别为官办和民间经营两大系统。国有和皇室所有原来不易区分。如太仆寺或群牧司一类中央马政机关主管国有牧场，但也兼管皇室牧场，饲养对象以马为主，同时也养其他家畜。秦汉时期，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国乌氏倮畜牧边郡，其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当时凡牧马二百，养牛、羊、猪多达一千者，比作千户侯。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家畜品质，汉代已注意从西域引入驴、骡、骆驼以及马、牛、羊良种。北魏和北齐的太仆寺内设有驼牛署和牛羊署，北魏在西北养马200多万匹，骆驼约百万头，牛羊无数。
隋唐时期对官办畜牧业的组织管理又有加强。当时在太仆寺下设典牧署，掌理牛羊和乳肉等产品，同时也管理家畜饲养，许多牧监（养马场古称）还繁殖其他家畜。唐代对牧监畜群的增殖、保护等还制定法律，作为奖惩准则。如《唐律》中对诸牧监各种家畜每年的死耗率和母畜的繁殖率等都有详细规定。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及外戚纷纷牧养马、牛、驼、羊，各地牧场皆以封邑为号，可谓盛极一时。
宋代以后，辽、金和元代都借马政组织系统发展畜牧业，各种家畜的大牧群遍于草原，成为构成国力的主要资源。明代盛世也重视畜牧业的经营，设在京郊的上林苑监，由良牧署饲养种牛、羊和猪共达5,700余头，蕃育署饲养种禽达16,000余只，已是规模很大的种畜场。但国有草场大多被贵族豪强逐渐侵占，牧场经营已非昔比。清朝近300年间，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畜牧业仍受重视，国有和皇室牧场被安置在塞外草原，巨大牧群交由蒙古族管理，而明末遗存的内地牧场则被废止。其结果是在辽阔的疆域内，逐渐形成牧区和农区两种不同的畜牧业形态：在广大牧区以牧养食草家畜为主；农区则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任其自流发展，实际上是更多地注意耕畜、猪和家禽，畜禽饲养成为农村副业的一部分。
在中国古代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少重要的技术成就。首先是相畜术。西汉时已有《相六畜》38卷，大多是集春秋、战国时期相畜专著而成；虽早已失传，但散见于后世古农书中的有关内容经《齐民要术》承先启后的汇集和唐、宋时代的发挥充实，仍能为后世所用。传说伯乐以相马闻名，留长孺和荥阳褚氏分别是相彘和相牛的名手。相牛和相禽也有专门著作。在山东临沂市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的《相狗经》竹简残片，说明了古代相畜技术的发展和对家畜选种的重视。其次是阉割术。从金石文物所见的騬、犗、羠、豕等古字以及《说文解字》的说明，各种家畜的阉割术在先秦时代已在应用，逐渐从猪普及到鸡和羊等。在家畜饲养方面，甲骨文表示的牢、家和厩，证明家畜舍饲早已有之；饲料采用刍秣，刍是刈割后经过加工的草，秣是精料，以粟和菽（豆）为主。汉武帝时从西域带回的苜蓿种子，由关中逐步移植推广到北方广大地区，为家畜提供了优良的饲料来源。凡此都说明古代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唐代或以前以烙印、烙角作为马牛登记的标记和马牛登记籍簿的建立，也是家畜管理制度上的重要创举。在家畜繁殖方面，至少2,000多年来已十分重视配种的季节性。据《礼记·月令》记载，当时过了配种季节，就把种畜隔离，这已不是粗放的群牧管理。《齐民要术》说：“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更是科学地说明了饲养与繁殖的密切关系。至于家畜的引种和改良，自西汉通西域后，已有大宛马和其他畜种引入。隋、唐时代，西域马、羊等良种更是源源而来。《新唐书·兵志》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说明了引入良种对于改良中国原有畜种的重要作用。
近现代畜牧业
19世纪中叶，海禁洞开以后，中国固有的优良家畜品种和毛皮工艺产品引起外国重视，一些猪和鸡的良种被介绍到海外，各式皮裘和地氈也纷纷出口。到20世纪30年代，以蛋类、生皮、羊毛和猪鬃为主的畜产品对外贸易，在出口总额中跃居首位，超过了传统出口物资丝、茶的出口额。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大量畜产品的输出并没有促进中国畜牧业的发展，相反有些原料在国外加工精制后，又以高价商品输入而使国民经济蒙受损失。
为了使畜牧业获得振兴，早在20世纪初，已有人主张学习应用欧美各种新的技术。如罗振玉就曾于1900年建议引入荷兰、瑞士乳牛，兴办牛乳业，以及进行马种改良，讲究牧草培育，引进来航鸡，奖励养鸡业等。也有人从军事角度，主张重视培养马政和兽医人才。到20年代以后，始在农科高等学校相继设立畜牧系和畜牧兽医系，并派人出国留学。由此培养的人才成为发展中国现代畜牧业的支柱力量。在畜种改良方面，适应毛纺织工业的原料自给以及军马的需要，在察哈尔、北京门头沟、安徽石门山、奉天（辽宁）和山西太原等地曾设立畜牧试验场，其中以山西省的绵羊改良成绩较著。30年代前期，又先后在南京东郊外创办句容种马牧场和中央种畜场，引入国外良种，进行纯种和杂交的繁育试验，采取人工授精新技术和进行牧草栽培试验。此外，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私营牧场还曾从国外引入一些乳牛和猪、鸡良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50多年来，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培育、引进和推广了一系列畜禽新品种，研究和推广了组装配套的畜禽饲养技术和工厂化饲养，研究并推广了人工授精、免疫疫苗、胚胎移植、单克隆抗体和核酸探针诊断技术等，人工配合饲料快速发展，使畜牧业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到21世纪初，中国畜牧业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30％以上，肉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