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
唐诗（拼音：táng shī；英文：Tang poetry），中国唐代诗歌的称谓。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高度繁荣的时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及诗歌艺术成就的高峰。唐代诗歌创作繁荣，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流派众多、体制齐备，作家作品量多质高，据《全唐诗》存录，诗有4.89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2200多人。唐诗成就卓著，是在封建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思想比较开放，艺术文化普遍高涨的推动下，诗人们继承和发扬《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广泛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结果。它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的诗歌变革准备，盛唐的全面繁荣，中唐的二次繁荣和晚唐注重形式技巧而气势衰落4个阶段。
发展过程
唐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提供了优越的文化环境。大诗人众多，佳作如林，唐代诗坛构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壮观景象。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4个阶段。
初唐诗歌
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唐太宗李世民及周围的文人诗作浮艳柔丽。上官体绮错婉媚。只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少数人能自拔于流俗。直到“初唐四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才有所开拓。但他们仍未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但他们其他题材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杜审言的诗。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
唐朝建立之初，主要诗歌作者是唐太宗和他的廷臣，诗风主要受到南朝的影响，不同的是这些雄才大略的君臣有着开阔的胸怀，也写出一些带着雄浑刚健气息的诗。他们那些反映宫廷生活的诗，在词语使用上也与南朝宫廷诗人有别，易香艳物事的词语为有关征战、政事的词语。因之虽同为宫廷诗，气象风调却由艳丽纤细变为雍容华贵。此时诗坛在宫廷诗人群之外，还有一位写隐逸和山水田园题材的诗人王绩，他的诗以感情真率、词语质朴见长。活动于太宗、高宗朝的宫廷诗人上官仪的诗，到显庆、龙朔年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广泛模仿，称为“上官体”。他的诗很讲究技巧，雕琢但圆融流畅，后人评其诗“绮错婉媚”。
初唐诗开始摆脱南朝诗风影响的是被后人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杨长于律诗，卢、骆长于歌行。他们开始把诗的题材从宫廷转向边塞，转向关山羁旅、伤怀赠别，表现慷慨情怀和壮大气势。继四杰而起的是武则天时期的诗人陈子昂。他是一位提倡复古、崇尚兴寄和风骨、反对六朝绮靡诗风的诗人。他的《感遇》诗受阮籍的影响，有所托讽，感慨时事。他的《登幽州台歌》在苍凉慷慨之中蕴涵着强烈的自信。他的诗，标志着诗风的巨大转变，被看作改变唐代诗风以至文风的第一人。
初唐诗在诗歌题材和风貌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吸收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积累起来的丰富艺术经验。律诗的定型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就。从永明体到五、七言律诗的定型，与陈子昂同时的诗人杨炯、杜审言、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沈佺期、宋之问和杜审言律诗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他们被贬谪期间的一些诗作上。与律诗定型同时的另一成就，是诗歌意象境界创造技巧的走向成熟，代表诗作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兴寄风骨的提倡、律诗的定型和意象境界创造技巧走向成熟，是初唐诗在唐诗发展史上所作的主要贡献，也为盛唐诗的繁荣做好了艺术上的准备。
盛唐诗歌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唐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另外，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等人也是此期较有特色的诗人。
唐人殷璠编《河岳英灵集》论唐诗演变说：“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景云(710～711)中，张说、贺知章、张旭、王翰、王湾、张九龄先后登上诗坛。开元(713～741)中，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批巨星升起，出现了一个诗的辉煌时代。孟浩然、王维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孟浩然用最省净的笔墨，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王维的诗，诗情画意融为一体，诗中常透出禅意。与他们的创作倾向相近的有张子容、裴迪、储光羲、常建等诗人。高適、岑参、王昌龄、祖咏、王之涣等则以反映边塞军旅生活见长。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伟和建立功业的慷慨豪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的20几首边塞诗，表现出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他的七言绝句成就极高，在当时就很有名。高適去边塞之前，写过一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直抒胸臆。这种侧重于内心抒发和议论的写法，也反映在他的边塞诗中。他的边塞诗，既有充满立功豪情、歌颂边功之作，也有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和对边将妄起边衅的讽刺之作。边塞诗写得最具特色的是岑参。他两赴边塞，较长时间地经历军旅生活，最好的诗都写于这两次边塞之行。他善于描写且极富想象，笔下的边塞风物雄奇瑰丽，军旅生活豪雄奔放，五古和七言歌行尤为出色。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标志着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是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诗歌风格不同，但在艺术上同样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不容有所轩轾。李白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善于写乐府，借用古题，加进己意，表现自己强烈的个性，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这些以歌、行、吟为题的诗，有七言、五言、杂言的不同句式，但不受体式的任何束缚，写得如行云流水。李白的绝句，也有很高的成就，自然天成而又含蕴深厚，仿佛脱口而出，而韵味无穷。七绝写得明净高华，几乎篇篇精彩。李白的名篇多半成于安史之乱前，亦有一部分作于变乱发生后。其题材十分广泛，其中有对黑暗政治的大胆揭露，有对叛乱势力的严厉斥责，有民生疾苦的反映，有侠士、商人、矿工、农夫、戍卒、妇女等不同群体生活的描绘，有拯物济世的宏伟抱负的抒写，有个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有爱情和友谊的讴唱，也有祖国大好河山的颂歌，从多方面反映了唐王朝由全盛向衰败转折期的社会生活与时代心理。诗篇气势雄放，想象奇妙，语言清新自然而又瑰丽多彩，有强烈的抒情气息，形成天马行空、飘逸不群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
李白的诗歌主要是动乱酝酿时期的写照，杜甫的作品则为动乱时代的“诗史”。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从此，唐王朝走向经济凋敝、政治动荡。社会的剧变引起诗歌创作的重大变化。兴象超妙、声韵和美的诗歌意境让位于面向惨淡人生的沉吟悲慨。这一变化具体体现在杜甫的创作中，杜甫的诗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对受迫害者寄予深挚的同情，成为后来白居易等人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他善于把时事政治和个人身世遭遇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有生活场景的典型概括，又有主观情感的浓烈发抒，融理、事、情于一炉，包孕深闳，形成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在他1 400多首诗中，律、绝占70%以上。他用律诗写时事，发议论，拓宽了律诗的表现力；他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七律到杜甫手里，高度成熟。同时，杜甫又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创作经验，“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为后来诗歌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万户千门、大途小径。与杜甫同时的元结和他的《箧中集》作者们，是一群不遇的士人。他们多以写实的手法写生活的艰辛，多用五古，在盛唐诗坛上形成一个小小流派。
中唐诗歌
中唐之初，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安史之乱后又继之以藩镇割据，战争连年不断，民生凋敝。盛唐社会的昂扬精神风貌、充足的自信心消失了。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的风神气韵，也变而为清丽纤秀、淡雅幽远，有时还带一重淡淡的感伤。这就是被后人称为“气骨顿衰”的大历诗风。以刘长卿、韦应物和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大历诗人，把律诗写得更加精致细腻，有时也流于炼饰。韦应物是个例外，他的诗清丽淡雅中尚存有盛唐余韵。
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诗学王维，精致秀润，但内容多浮浅。卢纶、李益有部分苍凉伤感、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一派则以奇险峭刻见长。但韩诗气豪，孟诗思深，李诗幽丽，贾诗清苦。此外，姚合诗清奇僻苦，卢仝、刘叉等人以奇崛见长。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
到了元和年间，诗风又一变。以唐顺宗永贞革新和唐宪宗元和削藩为标志的政治改革，给士人带来了中兴的希望。诗坛也充满革新气象，出现了不同的诗歌流派。王建、张籍以古题乐府写民间生活。元稹、白居易、李绅提倡新乐府，主张讽喻。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元、白、李绅都写有新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对于人民疾苦的同情。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通俗易懂。他除了50篇《新乐府》和大量讽喻诗之外，还写有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为成功的，则是他的长篇歌行《琵琶行》和《长恨歌》。元稹也主张有所讽兴，他也写新乐府，如《田家词》、《连昌宫词》；但他的代表性作品，是恋情诗和悼亡诗。他的这类言情短诗和他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当时受到广泛的仿效，人称“元和体”。与元、白诗派在诗歌艺术取向上不同的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这一诗派除韩、孟之处，还有李贺、卢仝、刘叉和贾岛等人。这一诗派重主观情思的自由抒发。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诗歌主张。与元、白诗派不同，他们不重写实而重主观感受，一切物象依主观情思的流动而改变其形态。与此一点相关，他们追求怪奇之美。韩诗善于把物象写得光怪陆离，《陆浑山火》、《苦寒》等一大批诗所构拟的意象，都是前此诗歌史上所未曾有的。前人说“韩诗以丑为美”(刘熙载《艺概·诗概》)。孟郊善于写穷困生活，把诗境写得清冷枯槁；贾岛和孟郊一样以苦吟见长，而诗境则孤峭僻涩。苏轼论孟郊、贾岛诗，说“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韩、孟诗派崇尚怪奇的另一重要成员是李贺。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的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世界、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其诗的意象往往怪异而色彩斑斓。韩、孟诗派艺术上的又一特色，是散文化倾向。他们常常打破律体的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
中唐除韩、孟诗派外，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等。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与韦应物并称韦柳。刘禹锡才力雄健，有“诗豪”之称。《竹枝词》诸诗，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音调，成为后世文人学习民歌的范本。他们的贬谪诗激越悲慨而韵味深长，在中国诗史上有其独特的影响。
晚唐诗歌
元和中兴的希望落空之后，中唐那种改革的锐气消失，唐诗又为之一变，伤时怀古、爱情主题、隐逸情调进入诗中。许多诗人转向内心，走向自我。晚唐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杰出诗人李商隐、杜牧在诗歌艺术上有独特的贡献。其诗声情流美，翰藻醲郁，但伤时忧国，哀怨深沉，有种没落感。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格调低。他也是有佳篇秀句而总体风格轻浅纤微。此后诗家多是效法前人，艺术上无重大突破。较有名的诗人有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人。
杜牧、许浑有非常好的咏史诗。特别是杜牧，以其大手笔笼括历史，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苍茫感慨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李商隐则成为深入细腻反映心灵世界的名家，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诗歌的新天地。他把诗写得细美幽约，幽深绵邈，既朦胧多义又亲切可感，表现出一种凄艳之美。与李商隐同时的温庭筠，词彩秾丽，内容则趋于轻艳。
咸通以后直至唐亡，诗人诗作众多，而成就却不大。有的追求华丽，有的追求淡泊，但大多缺乏独创性。唐彦谦、吴融、韩偓学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的华美，李频、方干、周朴学贾岛、姚合的清苦，司空图、项斯学张籍的雅正，于濆、曹业、聂夷中学元结的简古，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学白居易的通俗，以抒发隐逸情怀。这时较有成就的诗人是郑谷和韦庄。郑诗清婉悲凉，韦诗清新秀丽。晚唐诗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贾岛、姚合承传下来的苦吟诗风有很大的影响，一直延续至宋初。
唐诗体式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所说的“体”，有体式、体裁之分。诗为文学体裁之一。诗之中又有不同之格式要求，是为体式，如古诗、律诗。古诗唐前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律诗则是唐代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体式。
古体诗也称古风，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四言是最早的一种诗歌体式。论者常认为四言是正体，李白也说“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孟棨《本事诗·高逸篇》)。但唐代四言诗极少，六言诗数量也不多。五言是古诗的主要体式。五言古诗抒情叙事少受约束，以自然质朴、深切醇厚为高。齐、梁以来，渐趋华饰，多有偶句，且可见永明声律说之影响，去汉魏古诗之体貌渐远。
唐初五古，沿齐、梁之旧。陈子昂反齐、梁之绮靡而复汉魏之古朴。至李白、杜甫、韩愈，唐代五古才极大地拓宽了表现领域，议论、叙事、言怀千变万化，无所不能。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韩愈《南山诗》都是代表作。唐人古体受新体诗影响，往往杂入律句，甚者或古、律难分。七古是古代诗歌中最少约束的诗体，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表现方法，可有骚之感情流动，赋之铺排，文之叙事与议论。
初唐七古，流丽婉转，排偶相参，数句一转韵，蝉联而下。《长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头翁》都是名篇。盛唐七古体貌一变，李白、岑参重气骨风神，不重排偶，气势恢弘壮大。中唐韩愈以散文句式、章法入诗，七古又一变。而白居易、元稹的七言歌行，则继初唐体式，婉转述情，娓娓叙事，时杂律句，注重声调的和谐。中唐之后，注重气象风神、不入律的七古与注重情思韵味、有律化倾向的七古并行发展。
乐府诗体在唐代很难与古体严格分开。就这一体式的新变而言，约略有二：一是用乐府古题而寓以己意，或以古题而写现事；一是别创新题，即事名篇。前一种，虽用古题而实具强烈的现实感，如李白的一些名篇；后一种，从杜甫的三吏三别到元、白的新乐府，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开拓出了乐府诗作的一片新的天地。唐代乐府大多不合乐，但也有合乐的，如李贺的一些作品。
五、七言律诗是唐代发展起来的新诗体，也是唐诗的主要部分。特别是中唐以后，律诗占绝大部分。在五律形成过程中，对偶的探讨在前，而声律规则的探讨在后。谢灵运诗的对偶类型已相当完备，而到南朝齐永明时期才提出了最初的声律规则。永明体讲四声，讲病犯，繁杂而苛细，不易实行。但正是由于它的提出，才有可能由讲四声律发展到讲平仄律，由律句到律联，再到解决联与联之间关系的黏式律的出现。何逊、庾信、徐陵有的诗已用黏式律，但通篇合律的尚少，他们黏式律的使用似是探讨过程中的暗合。唐初王绩有的诗已是五律体式。但大量诗作自觉使用黏式律，通篇合律的，是杨炯、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和宋之问。特别是杜审言和沈、宋，可以看出对此一新诗体运用的熟练。但体式的定型并不意味着它的成熟。五律完全成熟，把这一体式运用得出神入化的，是王维、孟浩然、高適、杜甫、刘长卿等人。七律的发展比五律晚。初唐应制诗中有接近后来的七律规矩者，但尚未定型。到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和宋之问，七律才基本定型，但作品数量也还不多。七律在写作技巧上的成熟，是由盛唐诗人王维、李颀、高適、岑参、贾至、崔颢等人完成的。但极大地开拓七律境界的是杜甫，特别是他晚年的诗作。他扩展了七律的表现范围，举凡时事是非、生民疾苦、身世怀抱、风土人情、文物古迹，都熔铸于精严的格律之中。他写拗体七律，用七律写组诗，使这一严格规范的体式变得更加灵动。杜甫之后，刘禹锡、白居易、刘长卿都是七律高手，而对七律作出更为出色贡献的是李商隐。他运用象征、暗示、事典等手法，扩大了七律的容量。其诗歌格律之精纯、音调之婉转华美、语言运用之细密、意境之幽邈，把七律这一体式的运用推向很高的境界。
五、七律的扩展是五言排律和七言排律。在唐代，排律的数量和成就都不如五、七言律，或是因为排律这一体式限制太多的缘故。
唐诗的又一重要体式是绝句。绝句源于乐府，体式则有古绝和律绝。古绝、律绝都分五、七言。唐人绝句数量超过万首，且佳作如林。贺知章、李白、王维、王昌龄、杜牧、李商隐的绝句都有很高的成就。绝句在唐诗诸体中是一种难写的体式，体制小而容量大，精工锤炼而机神自然，始见功力。唐代的绝句是可用于合乐歌唱的，在唐诗诸体中，它与音乐关系最为密切。
成就
唐代诗歌体制多样，宋以后的整个中国古典诗歌，都未超出它的范围。唐人古体诗既可抒情，又可叙事、议论。由于受近体诗影响，唐人古诗或融入律句，或有意反律，皆不同于晋、宋以前古诗的纯任自然。五古在唐初犹承齐梁变体，经陈子昂的变革，张九龄、李白的发扬，至杜甫而堂庑顿开。七言则是不入律的歌行和古诗与精工整炼、有律化倾向的传统歌行体的双轨并行。乐府是古体诗中特殊的一类。唐人乐府多不合乐，或借旧题写新意，或立新题记新事。以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成就为最高。五七言律诗是唐代新兴诗体。五律经王绩、初唐四杰，至沈、宋终于实现体制规范化。七律兴起较晚，至沈、宋和杜审言始有成篇。经王维、李颀和高、岑等人的发展，到杜甫境界大开。此后，五七言律平行发展。大历十才子、贾岛、姚合、许浑、赵嘏等均是律体名家。至晚唐李商隐，七律的音调美和语言技巧，发展到更为成熟的境地。律诗中又有排律，多数作者往往逞博矜奥，夸多斗靡。少有佳作。杜甫的部分排律，写重大题材，工整流美，成就较高。
唐人绝句用来和乐歌唱，创作之盛，终唐之世未衰。盛唐前绝句，兴象玲珑，语意浑成，情景单纯，韵味悠长；以李白、王维、王昌龄最为擅场（压倒全场，技艺高超出众）。中晚唐绝句含思婉转，笔意曲折；杜牧、李商隐是其代表。此外，杜甫开绝句中议论一体；刘禹锡、白居易仿民歌作《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风趣活泼，音调往往拗中取峭，添绝句新格。
唐诗的发展受到当时思想文化的广泛影响。唐代300年间，思想上取兼容的态度，以儒为主，兼取百家。佛教对唐诗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诗僧。清人编《全唐诗》，收僧人诗作者113人、诗2783首。初唐王梵志的诗，今存390首，涉及世俗生活的，多写底层的贫困与不幸；宣传佛教思想的，多劝人为善。中唐寒山的诗表现禅机禅趣，影响深远。许多诗人与僧人交往，这也大量反映到诗中。《全唐诗》中有此类诗2273首，与僧诗相加，占《全唐诗》的1/10，还不包括其他诗中反映的禅理、禅趣之作。道教对唐诗也有深刻影响。不少诗人有神仙信仰，诗中有不少神仙幻境的描写，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是突出的例子。
编选和研究
唐代诗对后世影响巨大，被奉为典范。后人的编选、笺注、品评、研究未曾间断。唐诗总集有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清彭定求等的《全唐诗》。选集方面，唐代有《唐人选唐诗（十种）》，宋朝李昉等的大型诗文合编选集《文苑英华》保存了大量唐诗资料，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对绝句一体辑录详备，都是影响较大的选本。历代评论、研究的专著也极为丰富。唐孟棨的《本事诗》、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敖陶孙《臞翁诗评》、严羽《沧浪诗话》，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明王世贞《全唐诗说》、胡应麟《诗薮》等都是有名的专著。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则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全面研讨唐诗，为建立唐诗学作出巨大贡献。今人的研究专著，有闻一多《唐诗杂论》、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任中敏《唐声诗》等。
唐诗的历代选本众多。唐代已有唐诗选本，崔融《珠英学士集》、佚名《奇章集》、孙翌《正声集》、殷璠《丹阳集》、曹恩《起予集》、顾陶《唐诗类选》等均已佚。
这些唐诗选本，大都代表唐诗发展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流派。如佚名《搜玉小集》选四杰至沈、宋等诗作，反映了初唐体的风貌；芮挺章《国秀集》选初盛唐之间的篇什；殷璠《河岳英灵集》反映盛唐诗风；元结《箧中集》代表了兴寄说；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以大历十才子为楷模；韦縠《才调集》重温、李一派诗风，等等。
宋以后选本情况复杂，李昉《文苑英华》保存了大量的唐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半数为唐人乐府。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为唐人绝句之总汇。南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收诗人1353家，诗多至4万(今仅存11卷)。元好问《唐诗鼓吹》专收七律。方回《瀛奎律髓》则以江西诗派之视点选评唐、宋律诗。高棅《唐诗品汇》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反映唐诗之流变。李攀龙《唐诗选》反映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观念。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反映竟陵派的论诗旨趣。王士禛以神韵说选《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则反映了他的格调说观点。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王夫之《唐诗评选》都是以一己之诗学观选唐诗的例子。
全面收辑唐诗的有明胡震亨《唐音统签》1033卷、清初季振宜《唐诗》770卷，康熙年间彭定求等据以编成《全唐诗》900卷，收诗人2200余家，诗48900余首，去其重收与误收6850余首，尚得42000余首。今人王重民、孙望、童养年、陈尚君又辑出诗人1000余家、诗6290首，成《全唐诗补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