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洞经音乐
大理洞经音乐，为道教音乐，是汉代宫庭音乐文化。由说演道教经典《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经》（简称《大洞仙经》或《洞经》）而得名，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据《义子薄》、《长生录》载，嘉庆13年大理学者到四川梓潼演习《大洞仙经》，带回两部广而传之。从此，洞经音乐在大理繁衍，并得到不断发展。明末清初《大洞仙经》已风行于大理地区，并已和大理白族文化融为一体。它不但具有古朴典雅的江南丝竹之风，而且具有大理白族传统音乐，既和谐优美，若行云流水，又古韵叠起，令人听之飘飘欲仙，宛如进入一个神奇的世界。
洞经音乐是音乐的活化石，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理白族自治州自古以来就是一片生长艺术的沃土。在流传至今的各种民间艺术中，洞经古乐称得上是一块音乐的活化石。确凿的史料证明：大理洞经古乐始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和祭祀音乐，兴盛于明清两代，在发展过程中溶入了儒、释、道三教的祭祀音乐，而完善于道家的道场，以演奏《文昌大洞仙经》为主调，故称为洞经音乐。
大理洞经音乐源远而流长。史料记载，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为表达永世臣服唐中央皇帝的心愿，组织了一部称为《南诏奉圣乐》的大型乐舞赴长安奉献给唐王朝。唐德宗大喜过望，又给南诏赏赐了一部龟兹古乐。也许从这时起，大理白族的祖先便接受了中原王朝“礼乐治国”的思想。保存至今的下关洞经乐社“三元会”的传谱中，就有“奉圣乐”、“龟兹乐”、“朝天子”等乐章。而“奉圣乐”据传为南诏大乐师张洪纲所作，为当时《南诏奉圣乐》之首曲，曾被作为唐朝的主要宫廷音乐。到了清代，龙尾城(下关)人马恩溥在京城任宫廷教师，听说此曲是由南诏传进京的，学习之后又传回故乡大理，成为“三元会”的传谱。“龟兹乐”的演奏均以弹拨乐器为主，带有明显的古龟兹音乐作风。大理的洞经音乐正是这样广采博收，因而乐曲极为丰富，仅下关民间音乐家李莼先生保存的“工尺谱”就达200多首。迄今各地洞经乐社所演奏的乐曲风格也极其多样：有道家音乐的飘逸，有宫廷音乐的典雅，有江南丝竹的柔美，有儒家音乐的浑厚。在不同民族中的流传又带上当地的民族特色，如巍山的洞经音乐明显地表现出彝族音乐的粗犷豪放，而在广大白族地区流传的又带着白族音乐的抒情和幽婉。
大理各族人民不仅善于创造，同时也善于继承优秀的艺术传统。至今活跃在大理州范围内的民间洞经古乐社团多达340多个，仅大理市就有90多个。洞经音乐社团组织多数以村社的民间宗教组织为载体，形成相对稳定的队伍，如“三元会”、“宏仁会”、“乐善会”等等。有民主选举产生的会长以及相关的执事人等。但入会人员不一定是宗教信徒，更多的是民间艺人和音乐爱好者，包括工人、农民、教师、离退休干部等。近年来也有一些纯粹的音乐社团，如大理“南雅音乐社”、“下关洞经古乐团”等。在当今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提高的时代，人们富而思乐，追求多方面的文化生活享受，于是，像洞经古乐这样的参与性和自娱性很强而品位又很高的音乐重新兴盛起来，正是势在必然。
由于洞经古乐起源于某种信仰和礼仪，其音乐形象均在于陶冶人的情操和净化人的心灵。 在当今各种渲泄型甚至刺激型的音乐风靡于世的潮流中，它更显得古朴、幽雅，有人称之为“没有污染的音乐”，适应了当代人们反璞归真的审美需求。
曲目：仅《大理洞经古乐》(1990出版)书中便有270首。包括《南清宫》、《北评洲》、《玉华音》、《洞仙赞》、《何仙姑》、《天女散花》、《诵经偈》、《玉律贺章》、《圆通赞》、《梅花引》、《元皇赞》、《迎仙来》、《真武赞》、《妙华音》、《上清宫》、《南华章》、《神洲渡》、《瑶台月》、《长春宫》、《仙花歌》、《金纽丝》、《银纽丝》、《碧溪三叠》、《翠珠帘》、《迎仙驾》、《天尊颂》、《月殿仙》、《柳青娘》、《吉祥音》、《清华赞》、《咏宝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