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
曹汝霖（汉语拼音：Cao Rulin；英语：Cao Rulin），中国清末民初官员，新交通系首领。字润田。1877年1月23日生于上海，1966年8月卒于美国底特律。
生平
1900年留学日本，在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曾参加译书汇编社，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5年，他接受袁世凯的命令，代表政府跟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损害中国主权。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1918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
1919年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西方国家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故此协约国公然将山东之权益从战败的德国转移到日本，而没有取得中方的同意。凡尔赛条约之不公，触发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引起北京大学生在1919年5月4日到天安门示威之事件。结果，著名的五四运动正式展开，对中国国运、思想与学术发展有重大影响。
当时，出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由于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并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一同被称为“卖国贼”。当时其中一句著名口号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五四事件发生时，有学生游行到赵家楼附近，并想抓到被指卖国的曹汝霖，但曹氏躲了起来，并逃离赵家楼。他们误以为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就是曹汝霖，于是痛打了章氏一顿，并把曹宅烧掉，称为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曹、陆、章三人被免职。此后曹任井陉正丰煤矿股份公司董事长。北洋政府在群众压力之下，最后正式拒绝在凡尔赛条约签字。山东问题交由华盛顿会议处理。
19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成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
1941年日军接管了协和医院等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现在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966年，曹氏在美国底特律逝世。
评价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决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寇占领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曹氏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把曹挂上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从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特别是吴佩孚，还因此被日本特务毒死。靳云鹏的例子与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时期国务总理，日寇多次拉拢，靳不为所动。后来，华北伪政权也给他挂上了“顾问”空衔，但靳也从不到职。据说，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非常气愤，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才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
在日伪时期，曹也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办过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读书的小儿子曹朴（字君实），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曾任张学良的副官。“九·一八”后随张学良至北平，后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长。“七·七”后，日寇袭津，在新车站用机枪扫射难民，曹朴转请父亲阻止日寇暴行，曹即出面给日军打电话说：“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并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日寇这才停止扫射，后由曹朴联系商会，在河北公园设收容所、粥厂，将难民陆续送走。以今天的审查眼光来看，曹汝霖在沦陷期间，或多或少尽量减少日伪对老百姓的残害，这恐怕也是应该是予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