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音

　　汉语语音（汉语拼音：Hanyu Yuyin；英语：Chinese Phonetics），研究汉语语音系统及其结构规律的学科。

　　汉语语音的特点是音节结构简单，音节界限分明，声调是音节的重要组成成分。汉语的音节结构有很强的规律性。元音是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音节内部最多可以连续出现3个元音，如iou（优）、uei（未）。辅音主要处在元音的前面，即音节的开头；只有少数辅音可以处在元音的后面，即音节的末尾。处在元音前后的辅音一般只能有一个，在汉语中，不存在辅音丛。中国学者习惯把一个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声母指处在音节开头的辅音，如mɑ（马）中的m，音节的开头如果没有声母，就是零声母音节，如ie（也）。韵母可以进一步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3部分。韵头和韵腹都是元音，韵尾可以是元音，也可以是辅音。韵腹是一个韵母不可缺少的成分，如duɑn（端）、ɡɑi（该）中的u是韵头，ɑ是韵腹，n和i是韵尾。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指整个音节的高低升降，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用汉语拼音表示。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上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因此汉语各方言语音分歧相当大，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方言之间的语音分歧主要表现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数目和内容不同。大致说来，除长江以南沿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各省和湖南、江西一带以外，其他地区所说的汉语方言语音都比较接近，都属于所谓“官话”区。在这广大的官话区域内，北京话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从元代开始，北京就成为全国的首都，800年来，始终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除当地居民外，北京一直居住着大量的各民族和各地区来的人，这对传播北京话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京话也就逐步成为官话区的核心，对全国各地发生影响。北京语音很早就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区的人学习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音标准。

　　从上古音到现代音的2,000多年时间内，汉语语音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即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3部分，2,000多年来汉语语音的演变主要是声母、韵母和声调内部的变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上古音声母有32个左右，上古音韵母有30个左右，上古音的声调还在讨论之中。中古音一般以隋唐时期盛行的韵书《切韵》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切韵》并没有系统地列出它的声母系统，根据后人分析归纳，大体上和传统的三十六字母相当。《切韵》把不同声调的韵母算作不同的韵，每个韵用一个汉字来代表，如果只是声调不同，就只能算是一个韵母，例如“微韵”、“尾韵”和“未韵”的区别只在声调，实际上是一个韵母。《切韵》共列出193个韵，《广韵》增订为206韵，除去声调的分别不计外，只有90多个韵。如果把该分开的韵母都分列出来，共有150多个不同的韵母。中古音的声调分为“平声、上声、去声、入声”4类。平声、上声和去声的区别主要是音节的高低升降不同，入声则是韵尾收[-p]、[-t]、[-k]的韵，与相应的平、上、去声的阳声韵相配，如入声觉韵，与其相配的平、上、去声韵，分别是江、讲、绛。近古音一般以元代周德清所编《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正是元代戏曲盛行时期，周德清根据当时北曲作家用韵的情况归纳整理成书，成为写作北曲用韵的准绳，对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有很大影响。它所代表的近古音语音系统比《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语音系统简单得多，接近于现代北京话。《中原音韵》可能共有20个声母（不包括零声母）。汉语的声母系统从中古到近古大大简化，主要是因为中古大部分浊音声母到近古变成了清音，除[m-]、[n-]、[l-]等少数浊音声母外，其余都变成清音，与原来的清音声母合并。《中原音韵》把韵母分为19个韵部，以两个汉字命名，如“东钟、江阳、支思”等，这只是韵母的大类，各韵部内还包括韵头不同的韵母。19个韵部实际共包括40多个韵母。《中原音韵》把声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类，与现代北京话完全相同。中古的平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到近古分为阴平和阳平两类：中古清音声母读阴平，中古浊音声母读阳平。至于这一时期入声是否已经完全消失，仍有不同看法，但入声在当时已丧失独立作为声调的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汉语语音研究

　　公元3世纪，中国就有了反切注音的办法，据传最早使用反切的是三国时孙炎，所著《尔雅音义》今已佚。反切的发明说明当时已能够根据汉语语音特点把一个字（即一个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到南北朝时，沈约等人又注意到“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别，从此奠定了汉语音节分为声、韵、调3部分的基础，揭示出汉语语音的基本特性。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韵书根据声母、韵母和声调分析汉语语音，归纳出相当完整的语音系统，是汉语语音研究很重要的发展。到唐末宋初出现的三十六字母，则完全是为了归纳当时的声母系统，已自觉地进入了语音研究的领域。宋元以后盛行的韵图把韵书归纳出的韵母和三十六字母结合起来，整理成表格，便于人们查检。虽然所用名词术语纷繁芜杂，有的不易理解，但由于把语音系统简化成图表，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清代学者研究语音的目的主要在于疏通先秦古籍，因此对上古音以后的语音发展不大重视，称《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为“今音”，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清末陈澧扭转这种偏向，所著《切韵考》用逐字系联的方法分析归纳《广韵》的反切上下字，借以考订中古音的声母和韵母。他所创的系联法比较严密，结论基本可信，至今为人所引用。五四以后，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对汉语语音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瑞典学者高本汉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实际音值作出构拟，使汉语语音研究摆脱汉字的束缚走上音标化的道路。高本汉的著作很多，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版，1926），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把该书译成中文，于1940年出版。译本对原著内容作了必要的订正和补充，比原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功能性》（英文版，1934）一文，从汉语方言和古音中的一些现象阐述音位的应用和理论，至今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音位学创始时期的重要著作。在此时期，李方桂《切韵a的来源》等三篇文章，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等文章，对中古音音值的拟测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并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这对汉语语音的研究起了巨大作用。从1956年起，进行全国性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编写出各种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全国掀起学习普通话的热潮。1949年以后，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有王力《汉语史稿》（上册，1957）、李荣《切韵音系》（1952）、周祖谟《广韵校本》（1960）及《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陆志韦校勘影印明刊本《中原音韵》，这一切都对汉语语音的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至21世纪初，汉语语音的研究更加深入广泛，研究的方法更加科学、更加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