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

　　兵书（汉语拼音：bīng shū），（英语：military classics），中国历代兵学古籍的统称。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其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军事家、军事理论研究者对当时军事活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

　　中国自古以来为兵学盛国，很早就有兵书问世。西周时期的《军志》、《军政》等书，原书虽早已亡佚，但从保留下来的部分佚文看，内容涉及战争规律和作战指导原则，为目前所知最早的兵书。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频繁、激烈的争霸、兼并和统一战争，为古代兵学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条件。而当时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各学派竞相言兵，互相驳难交流，大量理论性较强、富于思辨色彩的兵书应运而生，则进一步促进了兵家学派的蓬勃发展。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孙子》，是中国古代兵学的奠基之作。它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广泛而深刻地论述了战争观、治兵及战略战术等问题，揭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除《孙子》外，先秦时期流传至今的著名兵书还有《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

　　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战争样式、作战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编撰的兵书却并不多，较著名的有《黄石公三略》、《卫公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等。由于战乱和朝代更迭频繁，新旧兵书多有亡佚。这一时期兵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张良、韩信等人整理前代兵法，汉武帝时军政杨仆编成中国最早的兵书目录《兵录》，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编撰第一部兵书分类目录《兵书略》，西晋出现了《战略》等专题性兵书。受经学的影响，以东汉许慎《六韬注》首开其端的注疏类兵书问世。儒、道两家对兵家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些兵书内容呈现出明显的儒家思想色彩。北宋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由官方编修兵书，校订《孙子》等七部兵书为“武经”，颁之于武学，作为正式的军事教科书，使兵书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南宋时期，抗金、抗元的斗争更推动了兵学的发展，许多文人学士甚至像永嘉学派这样的文人学派也积极参与兵书的编纂，使宋代兵书的数量大大超过前代，种类也更加丰富，如军事人物和事件评论集《何博士备论》，军制专著《历代兵制》，名将传略《百将传》，军事教科书系列《武经七书》，军事类书《虎钤经》、《武经总要》，城守专著《守城录》，集解类兵书《十一家注孙子》等，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鲜明的开拓性质。

　　明清时期，中国的兵书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火药和火器的发明及其广泛运用，国防斗争形势的发展，引起中国战争舞台上军队编制、装备、作战方法和军事思想的变化。军事理论家们根据当时海防斗争、军事训练和火器部队作战的迫切需要，编撰了海防专著《筹海图编》，关于火器制造和火器部队作战的专著《火攻挈要》、《车营扣答合编》，军事训练专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以及大型军事类书《登坛必究》、《武备志》等。清初的军事理论家除了编纂论述初起之兵战略原则的《乾坤大略》和军事地理学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外，在对古兵书的辑佚、考证方面也卓有成效。此外，为适应武学科举的需要，明清时期注释、汇解《武经七书》的兵书大量涌现。其中以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影响较大。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西方兵学从相互碰撞到逐渐融合，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晚清军事著述也在内容上经历了从学习介绍西方的兵器、军事技术到接受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变化，在形式上则由典型的兵书篇、章结构改成章、节结构。

类别

　　在图书分类上，中国古代有六分法和四分法两种。西汉刘歆编撰的图书分类书目《七略》，采用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分法”，兵书为独立的一大类。至唐人编《隋书·经籍志》，采用经、史、子、集“四分法”，兵书才归入子部。对兵书内部的分类，西汉任宏在《兵书略》中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唐代李靖又提出兵书有“三门”之分，即《太公》中的谋、言、兵“三门”。现代学术界一般从兵书的内容或编纂形式等不同角度来区分。如按内容，可分为兵法、兵略、阵法、训练、城守、兵制、军事后勤、军事地理、军事历史、名将传略等；按编纂形式，可分为注疏类、丛书类、类书类等。

版本

　　指同一书籍由于编辑、传抄、刻版、排版和装订等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本子。同一部兵书，因版本不同，文字可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一般说来，兵书分竹简本、木牍本、帛书本、纸本等，后者又可分为写本(抄本)和印本。印本根据印刷方法的不同，又有木刻本、影印本、石印本、排印本等。由于同一兵书的不同版本所传递的信息不同，故辨识版本年代，核刊文字讹误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中国古代兵书早在唐代就走出了国门，传入日本、朝鲜，后来又传到欧洲，在许多国家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值得珍视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