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希伯
汉斯·希伯（波兰名Grzyb，1897 - 1941.11.29），记者、国际主义战士。1897年出生在原奥匈帝国（现波兰）的克拉科夫，在德国上大学并加入德国共产党（德名Muller、海因兹·莫勒）。通晓英、德、俄、波兰和中国5国文字。后定居德国。1925年来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到敌后根据地采访，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给他改名为汉斯·希伯（Hans.Shippe）。1941年11月29日晚，希伯所在的八路军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与敌人遭遇。时为记者的他不幸身受重伤，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时年仅44岁。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汉斯·希伯名列其中。
生平事迹
汉斯·希伯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著名作家兼记者。
1925年，他从欧洲来到上海，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返回欧洲。
“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第二次来中国。他和来自英国的巴林，美国的史沫特莱、马德海，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加拿大的布朗等人，一起在上海从事中国的政治时事理论研究。他在上海还参加了美国太平洋学会，担任该会《太平洋事务》月刊驻远东的特约记者。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希伯以德国新闻记者的身份访问了延安，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后来，他又到了安徽云岭，会见了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当时，周恩来正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希伯亦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称赞希伯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精神，希望希伯深入华中敌后，采访在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将士以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把华中军民艰苦抗战的情况，报道给全世界人民。希伯欣然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并积极做好到华中敌后的准备。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陈毅代军长邀请希伯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实地考察。希伯于1941年5月21日，以美国“太平洋学会”记者名义，携夫人秋迪成行。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精心安排以及中共地下交通的护送下，希伯化装成德国医生，秋迪化装为护士，两人携带了两箱药品和一些医疗器械，通过戒备森严的日军哨卡，登上了由上海开往苏北的“安泰号”客轮。希伯在记叙这段经历时写道：“汽笛一声长鸣，客船徐徐离开了码头。我的心绪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紧张之后，渐渐恢复了平静。从上海乘坐的慢船，沿着黄浦江到长江，航行约十二小时，然后上岸。进入长江北岸地区，还须穿过一小块日本人和汪精卫控制的地方。交界线上的岗楼或碉堡里的伪军，用检查‘军用物资’的名义逐个检查。并且警告我说，从现在起，皇军不能再‘保护’你们了。以后，我们依赖新四军便衣的保护，到达通往新四军控制区的门户。” 5月底，希伯夫妇乘船到达盐城。刘少奇、陈毅为希伯夫妇的到来，在盐城大众戏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汽油灯把戏院内照得通明，新四军军部机关和华中局机关干部，盐阜区和盐城县地方党政干部，工农商学各界代表以及大后方来盐城的文化人，共千余人参加。陈毅在致词中说，在全国弥漫着反共倒退的逆流中，新四军并不孤立，不但得到国内广大人民的支持，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外朋友的支持。德国记者希伯和夫人从欧洲来到中国，又从敌占区的上海来到盐城，这说明新四军是正义之师，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得到全世界人民支持的。 在一片掌声中，希伯登台演讲：“今天这个盛大的晚会，对于我来说非常荣耀。我到过八路军的陕北和新四军的云岭，我能在盐城重访新四军，在两支中国前进的队伍里走，研究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是我平生最自豪了。自重庆政府下令解散新四军以后，它向各方面宣传新四军已不存在了。大江南北的日本‘皇军’希望这是真的。我此次来到贵军后，亲眼看到新四军比以前壮大。我不但要向全世界报道新四军仍然存在，而且已强大地生长起来。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是国际人士最关心的最令人感到兴奋的中国抗日武装。从新四军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抗战中的团结与合作。国际人士把新四军和八路军看成是反抗日本侵略和取得胜利的保证，是争取中国独立与民主的保证。国际人士知道，你们已写下了光辉的抗战史绩。”希伯最后强调说，“你们的胜利，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人士的胜利，你们的斗争，也是和他们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斗争。我们相信，不久就可以在自由的世界里，站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秋迪女士亦登台演说。她盛赞了盐城的新气象，表示今后要同苏北人民一起生活，把耳闻目睹之事实，告诉给全世界人民。最后，鲁艺华中分院师生表演了《怒吼吧，长江》等歌咏节目，秋迪女士亦应邀用德语演唱了一首歌曲助兴。
为便于希伯的活动，军政治部安排曾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书的中共党员陈志存担任希伯的翻译，同时还配备两名警卫人员和一名女服务员。希伯随身携带了一台英文打字机，白天采访，晚上打印。他的文稿经中共地下交通送达上海，再由上海转寄海外，分别在美国的《太平洋月刊》和《亚美评论》上发表。 希伯在盐城与士兵、农民、工人、学生、商人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了解他们的战斗生活，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了数十篇报道、评论等文章。希伯还重点采访了陈毅代军长，多次与他长谈，了解新四军的现状、新四军的政策、以及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状况。他们还多次谈到中国文化、根据地的抗战文化与外国文化。经过采访，希伯加深了对新四军的了解，他将采访结果写成了《重访新四军占领区》《我与抗战中的新四军》《战斗在日本战线之后的游击武装力量》《苏北印象记》等几篇通讯，发表在《亚美评论》及《太平洋事务》杂志上。
陈毅非常关心希伯夫妇在根据地的工作、生活，除在工作中提供方便外，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凡对日作战中缴获的咖啡、食品罐头以及胶卷等，陈毅都派人送给希伯他们。夏天蚊虫多，张茜根据陈毅的意思，送去麻布蚊帐，并嘱咐炊事班同志，希伯夫妇的碗、杯、汤匙一定要专用，并且用开水烫泡。陈毅还常请希伯夫妇一道吃饭。陈毅发现秋迪女士喜欢吃水煮花生米，还专门派人给她送去一些花生。 一次，希伯对陈毅谈起了他1938年春天到延安会见毛泽东的情景。他说：“毛泽东欢迎我到根据地作考察与采访，但又严厉批评了我，说我攻击了《西行漫记》，并认为是反革命的行为。我感到困惑不解。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毛泽东认为我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缺乏正确的认识。以后通过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实地采访，特别是这次对苏北的采访，我加深了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与理解。现在如再遇见毛泽东，他大概不会再批评我了。”陈毅听了笑着说：“你是老共产党员，而斯诺只是进步记者，不能也不必要求斯诺的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对你要求严是好事啊！毛泽东如果了解你现在的进步，肯定会替你恢复名誉。”说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1941年6月的一天下午，雷雨初霁。希伯与刘少奇、陈毅一起出席了盐城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希伯应邀对全体参议员作演讲。他说：“这天气的忽晴忽雨，象征着抗战时局的艰难，这大雨后的晴朗，又象征着苏北的新光明。在参议会诸公的努力下，全苏北人民和军政当局，是会团结得更紧密的，苏北的抗日民主政权，经过这次大会将更加充实和巩固起来。” 希伯对根据地的参议会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为此，他数次采访刘少奇，对抗日民主政府的“三三制”政权以及参议会的形式、性质有了较充分的了解。以后，希伯又用很多精力研究盐城减租减息情况，访问了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贺希明，并对盐城的社会经济进行分析，将盐城与外地作比较，将新四军地区与国民党大后方作比较，写下了《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新四军地区游击力量的作用》等文章。文章写道：“新四军在黄河、长江之间建立的根据地，其政权的特点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抗日斗争中团结起来的中国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刘少奇告诉我，这种政权是在中国抗战环境中产生的，历史上没有先例，世界上也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存在着如此的情况。”文章在美国《亚美评论》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希伯还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苏北根据地的一系列活动。在盐阜军区举行五卅运动16周年纪念大会上，希伯到会发表演讲。他向盐城人民追述了当年在上海目睹五卅运动的经历，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行为，称赞中国人民为独立自由而觉悟。他说：“在抗日斗争进行到第4年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16年前的‘五卅’斗争，而应把这一斗争的气魄，运用到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去，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引向胜利的前途。”1941年6月1日，《江淮日报》以“国际友人作正义呼声”为题，刊登了希伯发表的演讲词。 抗大五分校在盐城建立后，希伯多次参加该校师生的集会，他还给学生进行关于《中国革命与国际问题》的演讲，与学生一起讨论时事。学生的艰苦生活和刻苦精神，给希伯留下很深的印象。希伯多次鼓励这些学生，希望他们毕业后，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成长为中国抗战的新干部。
1941年6月22日，希伯出席了刘少奇、陈毅召集的记者座谈会，并发表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德国入侵苏联是一个重大的事变。”“德国法西斯的这种侵略行为，必将受到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严厉惩处。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将完全站在苏联方面，粉碎、驱逐现代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的德国暴君制度。德国人民在真理和正义的旗帜下，与苏联人民一起，努力恢复被暴君统治所污染了的美丽山河，来挽救那曾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和席勒，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来挽救那被希特勒和戈林等流氓推上毁灭之途的德意志。我深信为正义、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苏联，必能完全粉碎暴徒的狂妄与冒险。胜利是属于苏联的！”刘少奇、陈毅十分赞同希伯的看法，希望他写些文章，帮助中国人民认请形势，鼓舞士气，坚持抗战。希伯为此专门写了《世界大战在现阶段的性质》一文，译成中文后发表在《江淮日报》上。 希伯很关注苏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对诞生在苏北平原上的鲁艺华中分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多次到鲁艺华中分院活动，和师生座谈，并同他们一起搞文娱活动。希伯曾应邀对鲁艺华中分院学员作题为《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之关系》的演讲，希望师生们以高尔基为榜样，致力于革命的文艺工作，深入现实的生活，用文艺的形式，把新四军的战斗事迹写出来。 在“抗大文艺工作团”成立大会上，希伯到会致词，就文艺的性质和作用阐明了他的观点：一是把政治与艺术密切联系起来，反对单纯的艺术观点；二是让文艺的武器成为大众运用的武器，反对统治阶级以文艺为麻醉民众之工具；三是使文艺武器成为提高大众精神与觉悟的桥梁，造就人民成为抗日的先锋军；四是文艺要向大众化道路发展。希伯希望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有所长进，不要辜负时代的要求。
希伯与盐阜地区的工人、农民、商人、地主士绅及妇女、儿童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和夫人秋迪一起到地主士绅家做客，和新四军军部首长以及苏北地方党、政领导人一起到戏院看过戏，到学校听过课，并且还种过庄稼，摇过纺纱车。所有这一切，都给希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记忆，也成为他生活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他热爱新四军，热爱苏北人民，苏北人民和新四军也热爱这位支持中国抗战的德国朋友。
1941年7月，希伯夫妇与新四军指战员一起，参加反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战斗，在50多天的反“扫荡”战斗中，希伯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一起生活，并从事紧张的采访活动。艰苦的斗争生活，既锻炼了希伯的意志，也丰富了他的生活。他在苏北3个多月的时间里，撰写了许多充满战斗激情的通讯和文章。其中有《新四军是胜利的标志》《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论苏日关系》以及长达8万字的手稿《中国团结抗战中新四军和八路军》。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他不仅是一个拿笔的记者，而且是一个拿枪与中国人民一起战斗的国际主义文化战士。
1941年9月，希伯离开苏北，前往山东八路军第115师采访。同年11月，日军在山东沂南发动“大扫荡”，希伯随第115师的一个梯队活动，部队在大青山和日军遭遇，希伯不肯先行撤退，坚持与八路军战士一起投入战斗，后不幸中弹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希伯的遗体由临沂市人民政府安葬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在烈士纪念堂陈列有他的生平历史图片，供国内外人士瞻仰凭吊。一个著名的国际文化战士，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为了中国抗战文化的繁荣，献出了他的一切，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苏北抗战文化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