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版本间的差异

2020年6月3日 (三) 13:40的版本

　　经学（拼音：jīng xué；英语：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以六艺或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中国汉代人视六艺为永恒和普遍的真理，故称为经。对六经的研究、传授和学习，称为经学，又称为“经艺”或“经术”。《乐》有声无书，早已失传。汉代所谓六经，实际只有五经。这些经典，是“先王之陈迹”，相传春秋末年经过孔子删订。经学作为儒家学者倡导和钻研的学科，开始于汉代，其后，历代儒家学者都以解释经书为己任，经学成为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形成和内容

　　两汉是儒家经学形成和定型的时期。秦统一中国后，由于采纳法家学说，“焚《诗》、《书》，坑术士”，儒家尊奉的典籍即六艺受到沉重打击。汉初的统治者，鉴于秦帝国灭亡的教训，开始表彰儒学。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推尊孔氏，罢黜百家，定儒学为一尊。汉立五经博士，博士下置弟子，传授和讲习经书，于是形成了经学，并出现了一批传经的大师，成为经学的骨干。西汉初期的经师，《诗》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书》有曾为秦博士的济南伏生；《礼》有鲁人高堂生；《易》有田何、杨何、丁宽；《春秋》有齐人胡毋生、公孙弘、董仲舒。东汉初期立十四博士：《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与京房；《书》有欧阳生、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戴德、戴圣）；《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这是传授今文经学并且列为学官的经师及其派系。此外还有传授古文经学以及未列为学官的民间经学系统，其代表人物西汉有毛公、孔安国、费直；东汉有郑兴、陈元、郑众、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时期的经学著述，《易》有13家，《书》有9家，《诗》有6家，《礼》有13家，《乐》有6家，《春秋》有23家，而《易》居群经之首，被称为五经之源。

派别和论争

　　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流派。今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本是由当时的经师口授并用汉代隶书写成的，对经书的解释，注重章句，阐发其微言大义。西汉初期经师所传授的经学大都为今文经学，并被朝廷列为学官，成为官方的经学。汉景帝时，鲁恭王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故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由先秦时期的古文字篆书写成，后来孔子后代孔安国得到这些书，献给了朝廷。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儒学，从民间得到不少先秦古籍，皆为古文，其中有《周官》、《礼》、《礼记》、《孟子》，并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西汉时期发现的古文经，皆藏于秘府。研究和传授这些古文经，就形成了古文经学，成为当时的一大学术流派。古文经学解经的特点是，注重文字训诂以及历史事迹和文物典章的考证，很少谈阴阳灾异和“非常可怪之论”。《左传》和《周礼》是古文经学派所独有的典籍。古文经学家多次争取立为博士官，由于今文经学派的激烈反对，除汉平帝和王莽执政时外，均未能成功。古文经学流行于民间。

　　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关于《春秋》的解释。今文经学派推崇《公羊春秋》，受到汉武帝的支持，从而成为当时的显学。《公羊春秋》的大师有公孙弘和董仲舒。董氏的《公羊春秋》学，探讨《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不重视其中的历史事迹和典章制度，提出许多怪异之论，将《春秋》中有关灾异的记载，引向“阴阳灾异”说和天人感应论，神化孔子，宣扬“大一统”，成为汉代官方哲学的代表。此派经学后来发展为纬书，又进一步将经学神学化了。东汉何休著《春秋公羊传解诂》，将公羊学派解经的条例规范化，对今文经学派的《公羊春秋》作了一次总结，是唯一的一部流传到现在的今文经。古文经学则推崇《左氏春秋》，其代表人物有刘歆、贾逵等，同今文经学派多次展开争论。汉代经学还有齐学鲁学之别，齐学推崇《公羊》，鲁学则推崇《穀梁》，也相互论争。汉宣帝时，召开了一次经学会议，即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由宣帝裁决，增立《穀梁春秋》、大小夏侯《尚书》与梁丘贺《易》为博士。东汉章帝时，又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讨论今古文经学和纬书的争议问题，其会议纪要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又对纬书作了一次总结，成为今文经学的百科全书。

　　今文经学曾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成为官学。但由于其学风与谶纬结合在一起，受到学术界的责难，日趋衰落。古文经学虽然仅短暂列为学官，但其影响日益扩大，东汉中期以后，成为经学的主要势力。郑玄作为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同时又精通今文经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郑学终于压倒并代替了今文经学。

传授和影响

　　两汉经师招收弟子讲学授业，最多时可达万人。他们对经书的解释，有一定的传统和规则，为弟子们所继承。每一学派宗师解经的规则，称为“师法”，经生后学必须遵守。每一学派传授经书又有自己的派系，世代相传，各自名家，称为“家法”。两汉经学企图通过师法和家法的约束，保持其学术传统不变，以维护其社会地位，具有鲜明的宗派性。

　　在师法和家法的约束之下，两汉经师倡导的章句注疏之学和训诂考据之学，对经书的诠释，越来越繁杂，说一经竟达百万余言。如小夏侯《尚书》经师秦延君解说《尚书·尧典》篇目两字的含义，就有十万余言，说“粤若稽古”四字达四万言。以至于造成了如班固所说的“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的尴尬局面。此种烦琐的经学学风，终于将汉代经学由兴盛引向了衰亡。

　　汉代的经学，为儒学开创了依靠对经书的注释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学风，将儒学推向经学时代，其影响极为深远。由于对经文本义停留在阐述上，而不敢有所异议，在知识界养成了尊孔读经的学风，对人们的思想又起了禁锢的作用。

　　经学自身有其发展的历史，从汉代到近代，一直延续下来，经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汉代的五经逐渐演变为宋代的十三经。各个时代对经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可以分为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经学、隋唐经学、宋明经学、清代经学和近代经学。每个时期的经学又各有其特色。秦汉以后的儒学史，也可以说是儒家经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参见条目

• 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