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汉语拼音：Zhongguo Gongchandang Diba Ci Quanguo Daibiao Dahui），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1021人，请假5人。列席代表107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大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选举了由97名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选举了由17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毛泽东作八大开幕词
同志们：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彝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
（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中央委员：
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陈伯达、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陆定一、罗瑞卿、徐向前、邓颖超、刘伯承、陈毅、彭德怀、廖承志、李先念、陈赓、聂荣臻、林枫、张鼎丞、彭真、乌兰夫、黄克诚、滕代远、肖劲光、谭政、柯庆施、粟裕、贺龙、王首道、王维舟、邓子恢、李克农、杨尚昆、叶剑英、宋任穷、张云逸、刘晓、李维汉、王稼祥、康生、叶季壮、刘澜涛、刘宁一、薄一波、胡乔木、杨秀峰、舒同、赖若愚、张际春、程子华、陈郁、刘长胜、伍修权、肖克、钱瑛、王从吾、邓华、马明方、张闻天、谭震林、刘亚楼、李雪峰、陈少敏、李葆华、许光达、王震、曾山、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肖华、胡耀邦、赵尔陆、欧阳钦、习仲勋、刘格平、谢富治、安子文、贾拓夫、李立三、黄敬、李井泉、吴芝圃、吕正操、王树声、陶铸、曾希圣、陈绍禹。
候补中央委员：
杨献珍、王恩茂、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杨成武、甘泗淇、章汉夫、潘自力、李大章、许世友、帅孟奇、杨勇、刘仁、陈锡联、万毅、张宗逊、周扬、黄火青、李涛、陈奇涵、陈漫远、徐子荣、黄欧东、古大存、李志民、刘澜波、苏振华、冯白驹、周保中、吴德、奎璧、张德生、区梦觉、范文澜、朱德海、邵式平、张启龙、黄永胜、李坚真、马文瑞、张霖之、张玺、王世泰、阎红彦、桑吉悦希、张达志、高克林、赛福鼎、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江渭清、廖鲁言、宋时轮、谭启龙、周桓、钟期光、陈丕显、赵健民、蔡树藩、钱俊瑞、潘复生、蒋南翔、江华、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
宋庆龄在“八大”会议上致词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请允许我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参加这次大会的全体同志，表示最衷心和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的每一个阶段的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同志们，象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十天来，我在这里列席，听到了富有重大意义的报告，听到了诸位外国朋友的致词，听到了很多同志的重要发言。我受到很大的鼓舞，禁不住也想在这里讲几句话。
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很快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我们要感谢不断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历史是人民所创造的。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一原则，一贯地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它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为人民谋福利，从不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党派，建立了联合阵线和联合政府。它运用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就是说，凭借了人民民主政权，继续不断地从一个革命的胜利达到另一个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我们，和平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了世界上广大人民的热情的支持；同时也受到反革命分子的仇视和阻挠。现在在国内还有盘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国外还有以好战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应当提高警惕，加强我们的专政，粉碎他们的阴谋。同时，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团结国外爱好和平的人民，发挥文化交流的作用，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把协商和合作的精神扩充到整个世界。
目前正在继续发展中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把土地所有制改变了。正在继续发展中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已经把资本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了。国营事业和各种合作社，更在那里打下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但为有效地、迅速地配合我们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新的生产关系起见，我们必须加强我们自己的思想教育，旧脑筋是不能办好新事业的。落后的思想不会创造新的关系。腐败的习惯只是破坏进步的制度。没有爱国主义的教育，就很难完成国营企业的任务。个人主义的观念不消除，就很难达到合作社的目的。今后我们在思想教育领域内的工作，一定是很艰巨而繁重。目前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竞赛，文艺工作的百花齐放，科学工作的百家争鸣，正在开辟着一条光辉灿烂的道路。我们应当在这些方面不断加紧努力。
我们最近获得的成就，对我们说来，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亲爱的同志们！有阶级有剥削的社会，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着五千多年了。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三十五年间，很大一部分人类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社会主义就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到那时，无疑地，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就更要普遍，人类也就要进入真正的大同世界。因此我想这种社会制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
最后请让我再一次对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的伟大的共产党表示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祝大会胜利成功！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后，认为中央委员会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二
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建成这样一个工业体系，不但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也有重大的意义。
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地解决以下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
第一，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积极扩大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建立和发展我国重工业中目前还缺乏的或者薄弱的而又是最急需的部分，例如高级合金钢和稀有金属的冶炼，重型机器、专用机床和仪表的制造，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无线电工业和原子能工业的建设等等。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基本建设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忽视。要求各项建设事业不分轻重缓急地齐头并进的倾向，是错误的。
第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采取这个政策，才能够有更多的消费品来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继续保持物价的稳定；才能够有更多的日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在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够更快地积累资金，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结果将反而会削弱重工业。
第三，农业对于工业化事业有多方面的极其重大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
第四，为了发展工业和农业，必须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在运输业方面，应当合理地组织运输力量，继续进行新的线路的建设，对原有的线路（首先是铁路上运输紧张的地段）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并且充分地利用民间的运输工具。在商业方面，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为了适合于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购销关系和市场管理办法，并且合理地调整物价，以利于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目前许多产品和工程的质量不高，一部分日用的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质量甚至比以前降低，对于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地改变。应当在一切企业中克服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养成重视质量的风气，并且按照需要和可能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切检查制度不严的厂矿和工地，都必须迅速建立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在提高质量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注意降低成本，为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而斗争。
第六，为了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重工业部门中，必须集结和壮大设计新产品的力量，增强制造能力，并且逐步地推行生产标准化，加强专业和协作的配合，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于主要工业产品，特别是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应当通过仿造的办法，逐步达到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吸收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另一方面又需要密切地结合我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设计和生产适合于我国具体需要的新产品。只有依靠这些重大的努力，并且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技术支援，我们才有可能逐步地完成我国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
第七，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必须正确地解决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布局问题。在内地和近海地区的关系上，既须继续把工业重点合理地移向内地，发展内地的经济事业，又须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近海地区的经济事业，特别是应当充分利用近海原有的工业基地来迅速推进内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既须发挥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又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须纠正地方经济事业中盲目发展的偏向，又须纠正对地方经济事业注意不够和限制过多的偏向。在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关系上，既须努力建设那些起骨干作用的大型工业企业，又须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那些起配合作用的或者适合于较小规模经营的中、小型工业企业。
第八，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在对于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和合作化了的手工业、小商业、农村副业进行经济改组的时候，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解决集中经营或者分散经营的问题。如果把应当分散经营的勉强地合并起来集中经营，那也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⑴⑵）
第九，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同时，政府必须厉行节约，认真节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但是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组织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第十，由于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由于我国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必须大力地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年中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也发生了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今后，应当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继续增加学生的数量。在科学事业方面，党和政府必须大力帮助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各高等学校、各大企业的科学研究机关，使全国的科学家有必要的条件实现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争取许多最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部门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有计划地、逐步地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并且在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适合需要的文化教育和技术、业务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急躁冒进或者消极保守都是错误的。
四
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必须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为了克服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为了广泛地发挥地方和下级国家机关的积极性、机动性，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必须在国家所已经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和下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
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同工人农民形成亲密的团结。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给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把他们在生产上、经营上有用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祖国。必须继续团结国内各民族中的一切爱国人士，继续团结国外各地的华侨。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工作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
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必须充分保障民族平等的权利和聚居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权利，必须切实注意民族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工作人员必须克服任何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观点，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而在少数民族工作人员中，也应当注意防止和纠正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凡属少数民族地区尚待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由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并且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必须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工作，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发展工业，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工人阶级和工业干部。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过去几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后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已经日益缩小和分化，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除极少数罪大恶极、引起人民公愤的罪犯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其余罪犯应当一律免处死刑，并且给以人道的待遇，尽可能把他们教育成为善良的劳动者。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必须加强国防力量。
我国政府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但是也要准备在不能和平解决的时候，采取其他的方式达到解放台湾的目的。
五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除了必须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外，还必须团结国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在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同时，在亚洲和非洲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重要的世界力量；在还受着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中，民族独立运动也正在日益发展。这一形势，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所引起的国际斗争中，充分地显示出来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都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此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社会力量也在逐渐增长；某些国家的政府由于身受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和备战政策的压迫，已经开始表现了和平中立的趋势。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的高涨，由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的高涨，由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特别是英美矛盾的加深，坚持扩军备战政策的美国侵略集团日益陷于孤立，日益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但是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进行侵略，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决不可以放松警惕。
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应当是：（一）继续巩固和加强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二）同赞成“五项原则”的亚洲、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三）同一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四）继续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政策，反对准备新战争的政策；（五）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六）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切反殖民主义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斗争；（七）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加强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八）在同一切外国和外国人民的交往中，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采取真正平等对待的态度，严格反对大国主义。
六
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我们的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是提高了，党的队伍是更加壮大了，党的团结是更加巩固了。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中最根本的，就是在党的许多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中，还没有摆脱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曾经使我们的党在革命斗争中受过严重的损失，在过去几年的建设事业中也已经造成过一些损失。今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仍将长期残存着，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将经常面对着许多对于我们完全生疏的新的问题和工作。如果我们沾染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而不虚心学习，那么我们就仍然不能避免主观主义的危害。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的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
为了使领导工作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就必须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检验我们的领导，修正我们的错误。在党内，必须善于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生动活泼的党的生活，我们的领导才不致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地改正。那种脱离群众、脱离集体、听不得反对意见、用机械的服从来维持领导威信的办法，只能妨害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党员的义务，因为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我们党在过去几年中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用阴谋手段企图分裂和篡夺我们党，这是同党的团结不相容的。在粉碎了这个反党联盟以后，党的团结是更加巩固了。我们也必须把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驱逐出党。但是对于一切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应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团结他们在一起工作。
我们将继续巩固我们党的团结，依靠这个团结来团结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应当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我们就一定可以尽可能迅速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第八届历次中央全会
一中全会（1956年9月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9月28日晚间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九十六人，候补委员七十人。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一）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总书记：邓小平
（二）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四）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王从吾、王维舟、王维纲、帅孟奇、刘格平、刘锡五、刘澜涛、李士英、李楚离、肖华、吴溉之、高克林、高扬、马明方、张鼎丞、董必武、钱瑛
候补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王翰、刘其人、李景膺、龚子荣
书记：董必武
副书记：刘澜涛、肖华、王从吾、钱瑛、刘锡五
二中全会（1956年11月10～15日）
1956年11月10～15日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作《目前时局的报告》，谈到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以及党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记取的教训。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总结了经验教训；报告明确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为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并着重谈了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整风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
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会议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及关于工业、商业、财政的管理体制和关于劳动工资、劳保福利问题的几项规定草案。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五个问题：一是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很合适的形式；二是关于农业问题；三是关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四是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五是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这次会议对1956年党中央所采取的反冒进的若干正确作法再次提出尖锐批评，这实际上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开端。
四中全会（1958年5月3日）
1958年5月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五中全会（1958年5月25日）
1958年5月25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出版《红旗》杂志，每半月一期，由陈伯达任总编辑。
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举行。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会议期间（12月1日），毛泽东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著名短文；12月6日，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
七中全会（1959年4月2～5日）
1959年4月2～5日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薄一波作的《关于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说明》,李富春作的《关于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说明》。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重点讨论了：(1)人民公社问题，重申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2)1959年国民经济草案；(3)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
八中全会（1959年7月2日～8月16日）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7月2～15日，会议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着重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包括形势、任务、体制、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协作区关系、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话，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使用“农、轻、重”的概念，是对《论十大关系》的重要发展。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因而在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旧帐。8月2日～16日召集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
九中全会（1961年1月14～18日）
1961年1月14～18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作的《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全会号召全国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全会还批准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其中，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十中全会（1962年9月24日～27日）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八届十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讨论了关于商业工作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全会还决定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三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撤消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一切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12日）
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了话。刘少奇的讲话列举了自十中全会以来的在国际、国内方面的一些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有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13～31日）
1968年10月13～31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批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人员名单：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刘子厚、吴德、李大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