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羊史
中国养羊史（英语：history of sheep husbandry in China），根据中国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羊的驯化一般晚于猪，但北方草原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却以牛羊最多。在殷墟发现绵羊头骨，因而有殷羊(Ovis shangi)的命名，但实际绵羊驯化的时间远比殷代早得多。一般认为在波斯和中东广大地区，绵羊和山羊早在公元前5500年已进入驯化阶段，在中国也不会晚于这个时期。中国自古就把不同属的绵羊（Ovis aries）和山羊(Capra hircus)统称为羊。绵羊和山羊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不同，二者发展的历史有所差异，但自古以来它们都是肉食和毛皮的重要资源，是草原各族人民衣食的主要来源。
甲骨文中有羊字，没有绵羊、山羊的区分。直到春秋时期前后，绵羊和山羊在文字上才有所区别，而历代训诂学者又各有不同的解释。《尔雅》郭璞注指出，羊指绵羊，夏羊才指山羊。
绵羊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当以古代蒙古羊、肥尾羊、藏羊和湖羊对近代绵羊品种的形成关系较大。蒙古羊在秦汉时代也称白羊，主要在塞外草原上游牧。2000多年来，因民族之间的战争和草原部族的南迁而大批进入长城以南，因此北方农村早已成为蒙古羊的主要扩散地。经过它与华北及西北边远牧区的羊群杂交，中国现有的各地绵羊品种，除青藏高原及西南地区的藏羊外，几乎都与蒙古羊有关。古代大尾羊包括今肥尾羊和肥臀羊两类，原产于西域包括今新疆等地，大多在唐、宋时代来到黄河中下游流域，曾以贡品输入。《宋史·回鹘传》就载明回鹘（回纥）和龟兹的贡物中有大肥羊。宋《太平御览》和明叶盛《水东日记》都称西北牧民有从大尾羊尾内割脂肪的习惯。《本草纲目》说哈密和大食的大尾羊尾重达5～10千克，要用车运送。同羊和大尾寒羊是肥尾羊的代表。同羊形成于唐代以后。陕西同州自唐以迄明末长期存在的沙苑监，不仅以养马驰名，也是为皇室供应绵羊的主要场所；在此培育的绵羊肉质肥美，同羊因而得名。至于大尾寒羊，可视为北宋时代同羊东移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另一品种。关于湖羊的形成，根据近年南京地区出土的文物证据，其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这与北方战乱古代人口两次大迁徙到江南有关，是适应江南环境而形成的品种。宋嘉泰元年(1201)谈钥撰写的《嘉泰吴兴志》载：“今乡土间有无角斑黑而高大者，曰湖羊。”但清代的《湖州府志》则改称它为胡羊，并说因在枯草期间可用干桑叶喂饲，又有桑叶羊之称。
山羊自古遍于南方，是南方的主要羊种，北方草原上也有分布。其适应性很强。除利用其肉、乳、皮毛外，汉代以后还曾出现供人乘坐的羊车。山羊有时也供儿童骑用，与绵羊一起放牧时，还常被用作“带群羊”。在岭南地区，传说秦始皇派去的南粤王尉佗，以五色羊作为瑞祥的标志。今云南一带，也是古代产山羊较多的地方。唐清泰二年(935)，吴越人曾向日本送去山羊，到18世纪山羊在日本仍被当作珍贵吉祥之物。乳用山羊在南宋时代已见于杭州，宋《清波杂志》中有记载。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说的英州乳羊，则是产于广东的一种肉用山羊，《本草纲目》更把它当作滋补的肉类。
自古养羊以成群放牧为主。牧羊与牧牛的方法相似，凡水草肥美的地方都是养羊的良好环境。
牧羊与剪毛
春秋时代陶朱公和猗顿都牧过羊。汉武帝时卜式牧羊尤为闻名。据《史记·平准书》和《前汉书》记载，卜式是河南人，与弟分家后，只取羊百余只，入山放牧十余年而致富。汉武帝派他在上林苑牧羊，年余就见成效。迄今流传的《卜式养羊法》，是否为他所著，尚难证实；但北魏《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总结了魏、晋以前民间流传的牧羊经验，其中也包括卜式的经验，迄今仍不失为养羊的古代文献。
关于牧羊的饲养管理，据近年在青海都兰县的考古发掘材料证明，先秦文化遗址中有外围篱笆的较大羊圈，说明当时的牧区环境已有一定设施。《齐民要术》则对牧羊人的性格条件、牧羊时羊群起居的时间、住房离水源的远近、驱赶的快慢、出牧的迟早以及羊圈的建筑、管理和饲料的贮备等，都做了详细阐述，说明饲养管理措施已甚周到。该书对剪毛法也有叙述，指出剪毛的时期和次数决定于季节，有春毛、伏毛和秋毛的区别等。
肥育
古代供祭祀和宴会用的羊牲，一般都经过催肥，称为“栈羊”。唐代以后，由于皇室和往来使臣的肉食需要，对栈羊非常重视。《唐六典》为此定有制度：凡从羊牧选送到京的羊，即行舍饲肥育；一人饲养20只，每只定量供给饲料，屠宰有日期限制；并规定有孕母畜不准宰杀等。仅据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诏书所示，牛羊司每年栈羊头数达33000只，尚未包括民间羊肉的消费数量。
选种和繁殖
《齐民要术》总结的前人选种经验为：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为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羝（公羊）无角者更佳；羊羔生后60日皆能自活，可不必哺乳，产乳多的母羊堪为种者留作种用。明代《陶朱公致富奇书》指出，配种需选适当时期，哺乳期不宜配种。对配偶比例，《沈氏农书》认为以一雄十雌为宜，《豳风广义》则说：西北地区，一只公绵羊可配10～20只母绵羊，在非配种的春季可改为50～60只，是以公羊带群放牧配种的。由于秋羔多不良，古代蒙古牧羊者已知在春夏季以毡片裹羝羊之腹，防止交配。
养羊积肥
《周礼·地官》指出，牛、羊粪可用以提高土壤肥力。《沈氏农书》记述明代嘉兴、湖州地区养羊除收取羊毛、羔羊外，还可多得羊粪肥田。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指出羊圈设在鱼塘边，羊粪每早扫入塘中，可兼收养羊与养鱼之利。清《马首农言》还记载清代北方农村秋收后“夜圈羊于田中，谓之圈粪”的养羊积肥法。
牧羊场的组织制度
隶属国家组织的牧羊场，古称“羊牧”，其中有的是独立设置，也有与马牛分群管理的综合经营。例如汉景帝时代的马苑，号称养马30万，实则也包括许多牛羊。魏、晋时羊牧属于太仆寺，北朝在寺下再设司羊署，主管养羊行政，并分设特羊局和牸羊局。隋代统一全国后，组成牛羊署。唐代改成典牧署，掌管陇右牧监送来的牛羊，以及群牧所的羊犊。《唐律》规定以620只羊为一群（不包括羊羔），每群设一牧长和几名“牧子”，15牧长由尉一人率领，另规定孳生课羔的制度和奖罚的办法。宋以后典牧署改称牛羊司，属光禄寺管辖，并改羊牧为羊务，另有一套制度。明代宫廷所需的羊，除由各省派拨外，也由上林苑饲养繁殖。永乐以后在北京市郊各县的上林苑，其规模不亚于秦、汉，同时兼养其他畜群，也是一个皇家狩猎场。清代的羊场主要集中在两处：一在察哈尔锡林郭勒盟，专供皇室取用，牧羊约21万只；另一在伊犁地区，归地方军政当局主办，称伊犁羊场，全盛时期牧羊曾达14万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