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
于右任(汉语拼音:Yu Youren；1879-04-11～1964-11-10），中国国民党元老、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书法家、诗人。原名伯循，后以字行。祖籍泾阳。生于陕西三原，卒于台北。
早年被陕西学政目为“西北奇才”。1904年，因刊行《半哭半笑楼诗草》，遭清廷通缉，亡命上海。次年，参与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赴日考察新闻事业，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沪创办“神州”、“民呼”、“民吁”、“民立”等报，宣传反清革命。1912年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8年5月，返陕任靖国军总司令，与豫、陕等省北洋军阀势力苦斗四年。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7月，受李大钊之托，赴苏联动员冯玉祥回国重建国民军，以解西安之围。9月，与冯誓师绥远五原，成立国民联军，被任为联军驻陕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期任监察院院长。1948年4月，参与副总统竞选，未果。次年经广州转赴台北。生前表示百年后愿葬树多山高之处，以“时时望大陆”。有《标准草书》、《右任诗存》存世。
生平
“右任”本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向报社投稿用的笔名，后成为他最常用的名字；其他的笔名有骚心、大风、神州旧主、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关西余子等。祖籍陕西泾阳，生于陕西三原。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养。后经三叔于重臣帮助，入名儒毛班香私塾就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两年后又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参加岁试，又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曾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帝出逃西安，参加“跪迎”的于右任，更加认清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媚外残民的面目，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在三原印行。三原知县德锐看到诗集随即报告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于的亲友听到消息，以重金雇人去开封，向正在那里参加会试的于报信。恰在这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均发生故障，致使清廷缉捕于的公文反比于的家信晚到，于得以迅即逃离开封到上海，化名刘学裕，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入学不久，震旦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马相伯生病之机，企图使震旦为教会所把持。马相伯愤而辞职，学生相率离校。为解决离校学生的求学问题，于与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等另行筹组复旦公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秋节正式开学。
这一年，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进行无理限制，愤然回国。于与王敬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公学，使这些留日归国学生能在其中继续读书。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大批人才。次年4月，于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募集办报经费，由陕籍留日学生康宝忠引荐结识孙中山，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委任于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回国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创刊，于任社长。该报一出，世人即谓之“炸弹”。次年2月，毗邻的广益书局失火，祸及报社。重新复刊时，因内部意见分歧，于退出该报，另筹《民呼日报》。
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创刊，于任社长。此前，于即有创刊《启事》公告天下：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该报问世以后，发表了许多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文章，并配以发人深思的漫画，增强了宣传效果。清政府对《民呼日报》和于右任恨之入骨，扬言要挖掉负责人的眼睛，并于同年8月3日将于拘捕。于在狱中多次表示“报纸不能停刊”；但报馆同仁明白：“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于便一日不得出狱。商讨再三，“不得不重违于君之意”，于同年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发出《本报特别广告》，声明报馆财产转让。五天以后，《民呼日报》执照被吊销，于被判令“逐出租界”。
于并没有屈服，八月二十日(10月3日)又创刊《民吁日报》。他改“呼”为“吁”，少了两点，象征已去双眼。但他顽强地表示，即使双眼被挖，仍要为民吁天。当时，因自己不便公开露面，乃以范光启为社长，但他仍是该报的实际主持人。不久，租界又以该报报道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文章“有损中日邦交”为借口，再次将于拘捕。11月19日，又查封了《民吁日报》，并不准报社原来的机器再印刷报纸。于出狱之后，计划办一规模更大的报纸。在爱国人士沈缦云等人资助下，宣统二年九月初九(1910年10月11日)，以于为社长的《民立报》问世。由于有宋教仁、王无生、景耀月、张季鸾、范光启、谈善吾等一批骨干的帮助、支持，《民立报》成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于以“骚心”为笔名，在《民立报》先后发表300多篇文章，对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文章也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学子。毛泽东曾说：“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民立报》，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斯诺：《西行漫记》第115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1912年春孙中山辞职，于亦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陕西爆发了反对陈树藩的斗争。1918年1月，胡景翼、曹世英等人在三原树陕西靖国军旗，请于回陕主持。8月，于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指挥这支武装坚持四年有余，成为北方地区唯一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军事、政治力量。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于于当年8月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了陕事经过，并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此时，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生驱逐了不称职的原校长，请于出任校长。于接受邀请，建议把校名改为上海大学。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成立，于到校讲话，宣布就职。翌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任该校讲座教授，并推荐邓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协助办校。在于和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邵力子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
1924年1月，于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北京政变成功，冯玉祥、胡景翼等邀请孙中山、于右任北上。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到京。不久，命于和汪精卫等组成国民党中央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北方国民党事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于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段祺瑞改组国务院，特任于为内务总长，于坚辞未就。192 6年1月，中国国民党二大会上，于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对爱国学生的遇难十分痛心，亲自筹款，帮助陕西旅京学生会安葬死难和抚恤受伤的陕籍学生。后受李大钊之请，赴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并解被刘镇华围困的西安城围。冯、于回国后，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冯任总司令，于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并任副总司令。接着，于随援陕先头部队，经宁夏、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境。11月下旬，刘镇华全线溃退，西安解围，于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的名义进驻西安，代行全省政务。12月22日，于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吧!”1927年2月，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此前后，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发布许多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在于、邓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于在4月27日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
宁汉合流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未到任。1928年2月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1930年11月，于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被推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这次会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于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于仍通过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汪精卫公开投降日寇后，他口诛笔伐，并赞成将其永远开除出国民党。于还为《大公报》撰文，首倡将对中国含有篾意的地名“印度支那半岛”改名为中南半岛。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专程去看望过于。于亦设宴款待毛泽东。
1948年春，于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选副总统，落选后仍任监察院院长。这时，他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中国问题。1949年2月15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石家庄等地，与毛泽东、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协商和谈事宜。2月27日，颜、章等人返回南京时，于亲往机场迎接。同年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正式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作为特使去北平，于亦欣然受命，并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但正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暂不离开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后，由于到北平主持签字。李宗仁接受了张治中等的建议，于遂未能成行。周恩来闻知，对于的处境十分担忧。当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和代表团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去南京复命时，特别请屈武到南京后立即转告于，“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屈武到南京后向于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但这时他已身不由己。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往广州，于被“护送”至上海。25日由沪抵穗，继续主持监察院院务。7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决定成立挽救残局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主席，于是九委员之一。广州解放前于到香港，11月26日奉召到重庆，28日离渝，29日被迫飞抵台湾；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的人间离情绝唱。
书法
于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大师。他编著了易识易写、准确美观的标准草书，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中国草圣”。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学书之时，适值碑学书法（又称碑版书法）如日中天之际，这个情形，一如康南海所说“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此外，碑学书法、特别是北魏书法中雄强壮伟的书写特点，恰迎合了彼时民国开元未久，社会大力提倡的自强自振之风。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碑学书法的如火如荼也就成了必然。当然，碑学书法的真正源头和成因，更是与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蓬勃兴起和深入发展，以及书法一道借鉴之学的广泛被运用直接相关。
根据于右任“牧羊儿自述”一文所言，他在启蒙时代，便已喜好雄健豪放一路风貌的冢旁碑碣镌刻文字。换言之，于氏对于书法的兴趣，最初正始于棱角分明的北魏书体。然而不久，在他进入私塾读经书习诗文时，却又受到了原本偏好“二王”书体的师长的直接影响并随之性喜行书。从此，这两类书体便成了于氏日后心摹手追的主要内容。但毕竟性格使然，直至中年前后，于右任下力最多的，其实还是北魏书法一体。
1909年起，向有政治抱负的于右任，在上海主持创办“民呼报”、“民吁报”和“民立报”，并藉此疾呼平等为民请愿。彼时于氏正处而立之年，可谓精力充沛斗志旺盛。同时，也是他着手在魏体书研习领域中朝朝暮暮用功最勤的时期。他曾花费大量精力临摹过为数可观的北魏楷书名刻。
于右任的前期书作，主要根植于碑学书法。准确地说，这一情形集中地体现在于氏以追摹北魏楷体为基本风貌的书法创作上。
对于于右任的楷书一体的创作，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先委婉后犷放的表现方式，是出于严格地遵循了一条先从六朝墓志入手，再广及摩崖、碑碣的有效借鉴途径。此说自有其根据。从他的前期之作看，无论用笔还是结体，都让人感受到具有丰腴疏朗独具一格书写特征的北魏普泰元《张黑女墓志》的鲜明影响。这个现象甚至延续至于右任各个时期的趋于规整一路的行楷书创作模式之中。另外，从于氏的当时书迹看，还可分辨出他的不蹈常式不囿一体的书写状况，正来自于他的多种取法之故。他的书作虽通常不具年款，却无碍人们从笔法、结构及署款习惯来辨别他的各类特性。所以说，于右任在实践体验古人遗迹时的具体方式，是一种不以时代先后、不以文字形态，甚至是不以字体类别为惟一的交叉式活动。换言之，于氏在当初勤于《张黑女墓志》之时，一定还着手于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他所喜好的各式碑版的研习，这一些，或可从他的传世作品中觅得信息。
被于右任盛赞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的津门书家王世镗，为彼时一代章草大家。受其直接影响，中年之后的于右任把书写兴趣投向了草书创作领域，并由带有章草意味的索靖《月仪帖》和无名氏《出师颂》，逐渐转至王羲之《兰亭序》等经典草书之作的临摹和研究。为深入探究草书艺术和创作之源，并使之为广大爱好者所熟识所运用，1931年，于右任领头成立了标准草书社。
于右任身体力行地研究并实践草书艺术的整个过程，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在这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漫漫岁月当中，于氏曾至陕、甘等地四处考察，从理论上创作上不断请益问道于多有建树的王世镗。在数十年间的临池生涯里，鉴于于氏的深刻体验，由他整理编撰和修订的《标准草书》一书，从1936年至1958年的22年中，便先后出版了九次之多！至今，沪地老辈人仍能不时拿出好几个版本的《标准草书》习字帖来。
然而，如果转换习惯立场和视角，来冷静而客观地观察于右任整个书法创作状况的话，人们也许不会排斥另一种审美观念。
如前所述，于右任中年之时，他的魏书创作已经到了功力所至信手拈来的地步，若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并积学渐深，如果创作观念不发生偏差的话，于氏书风的日益老到而愈显个人风貌的趋向，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恰在彼时生出并付诸实践的于氏对于草书书法的浓烈兴趣，则破坏了这个可能。
以敝之浅见，北魏书属于碑学体系，而发自“二王”的行草书，则归之于帖学体系，两者无论技法参照还是美学形态，皆大不类同。故而，从书风借鉴的客观规律看，碑、帖区别本如渭泾。从这一点出发，一旦涉及创作活动，便无可避免地会出现由创作过程本身所带来的与用笔、结体等技法要素原本相悖的种种矛盾，并妨碍创作向纵深发展。
书法之道，古来向以善于表现个己书写风貌为至高理想，但这一境界的最后实现，事实上又和作者有如用笔、结体的技法手段和个性化审美思想之下的创作方式戚戚相关。以上四家的书法创作的确是各具特点的，他们的艺术实践还告诉人们，所谓“北碑南帖”的风格差异，正在于笔法和字法的根本区别上，即前者方峻开张呈现方意，后者蕴藉融合呈现圆意。从审美意义上解析，此一北一南、一方一圆看似形状之异，实为本质之别。尤其是付诸于从表面看，其用笔特性似乎并无明显差异的行草书创作时，惯用外拓笔法的碑学书家，表现于在银钩虿尾式的多顿挫提按少使转连绵的运笔中，曲尽一波三折之妙。而善用内擫法的帖学书家所着意显现的，则是折钗股式的一气呵成的笔意相衔。
如果于右任继续深入碑刻书法，如果于右任从未涉及与其创作性格本不合辙的“标准草书”，那么他的日后的更大成就，将毋庸置疑。事实则是，中年以后，在进入草书书法的创作阶段时，于氏原本深厚的北魏书创作功力和由此而生的用笔习惯，反成为阻碍他达到理想境界的一种羁绊，使得他在对传统草书创作试图进一步深入时，往往抉择无定，举措两难。并且越到老年，越显气体弥弱，甚至还出现用字杂糅气息迟滞的弊端。这个现象，具体表现在作者由南北笔法差异所带来的落笔的犹豫性，和长久浸淫于标准草书的结构特征、以驱使观念固化的通俗性上,同时也客观地制约了于氏书法的创作格调。这样，于氏草书的创作风格，最终只能定型在笔法娴熟简单、结构平淡无奇的认识层面。尽管说，于氏创导标准草书及标准草书社，对播扬草书规范自是功德无量，但与属个性化创作范畴的艺术水准的高低优劣，则断然是两码事，更何况，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抒发个人情感和反映个己审美思想的直白诉说和物质性见证。尽管它有实用的一面，但终究不以其实用为上。
彼时，深受社会影响而竭力鼓吹碑学书法的南海康有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谓不遗余力。康有为在性格及经历上与于右任颇多相象，两者在草书创作技法表现上，亦有异曲同工之处。康氏因无视唐代草书经典以强作姿态甚至霸悍满纸而不自知的情形，即所谓风格未成反留习气，比之于氏，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若从这一专涉用笔特性的话题引申开去，人们并不陌生的
“四体全能”说，实际上只是一种唯技巧内容、但在创作上意境上始终难能走向极致的理想追求而已。
在中国书法史上，于右任先生无疑是一座时代灯塔。和古往今来的许多书家一样，虽说于氏创作有着他的局限性，但历史赋予他的崇高地位及其广泛影响，却无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