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
幸福（古希腊语：εὐδαιμονία；拉丁语：felicitas；英语：happiness），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心灵的满足。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追求幸福的途径有着浓厚的兴趣。
若将幸福解读为“欲求的满足”，则虽然在欲望得到实现时，人的状态确实会变得比之前幸福些，但又往往因为无法看清此欲望到底为何物，欲望所指到底为何物而被焦躁吞没，沦为欲望的奴隶，在无法永远满足的无限膨胀的欲望的阴影下深受折磨和痛苦。
如《论语·述而》所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快乐和幸福不仅是一种主观感受，更是一种可以通过主动地确立自我的心境而获得的结果，而不受环境的约束。
幸福为伦理学的基本范畴。人们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因意识到实现或接近了自己的目的与理想而引起的精神上的满足感。不同的社会时代或不同的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与感受不同。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家们认为，幸福在于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和死后进入“天国”；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提出，幸福的主要内容是个人生活欲望的满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人们的幸福生活，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方面。幸福受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与生活条件的制约，强调社会、集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基础。同时主张，社会和集体应为个人幸福尽可能创造条件，集体与个人的幸福是统一的。
研究幸福本身，及研究何种人生态度会带来幸福等等的学问，被称为“幸福学”（eudaemonics）。将幸福视为道德上的最高追求，并以能否带来幸福作为判断行为臧否之标准的思想，则被称为“幸福主义”。古典幸福主义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而功利主义则是近代哲学中追求幸福的典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科学学科都进行着有关幸福的研究，如老人学、社会心理学、临床研究、医学研究（medical research）和快乐经济学等。
哲学、思想、宗教的观点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认为，人类比起“活着”，更应该重视和正确认识“好好活着”这一概念。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幸福是所有人所追求的目标；其特征便是幸福本身即为人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幸福不会成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 换句话说，追求幸福的行为本身即是至善，是一种自足并且永远的状态。而相反，通过实际生活中具体生活活动所产生的快乐则是缺乏安定性和永久性的<ref name="keyword" />。这即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主义。
亚里士多德同时认为，幸福可以通过发展人类灵魂的固有形态的理性而实现，也可通过实践政治而来。
希腊化时期的论点
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对幸福的定义分为了两大学派，即为斯多葛主义派和伊比鸠鲁学派。
斯多葛学派认为幸福的理想须与贯穿宇宙全体的逻各斯融为一体、遵从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动摇的状态，即以无欲（{Apatheia）为幸福。也有人认为斯多葛主义派将遵从理性陶冶美德的行为作为幸福，属于主知主义的立场的一种。
伊比鸠鲁学派认同“幸福即是获得快乐的行为”等快乐主义。而伊比鸠鲁自己也曾说过，现代人随心所欲的单纯地追求享乐地行为它是快乐主义的一种。伊比鸠鲁将“感官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分开考量。前者只是生物皆有的共通的反应、而人类或者贤者追求的幸福应当基于精神的快乐，即宁静（Ataraxia）。宁静，即为平静之心，不受任何苦痛和困惑影响的精神安定的状态。
在希腊化时期的幸福论的研究中，经常会对比这两种学说。一般将斯多葛主义称为“禁欲主义”，伊比鸠鲁学派的学说称为“快乐主义”。（不过需要注意古代哲学中的禁欲主义、快乐主义与现代及当代通俗的禁欲和享乐主义的用法并不一定一致。）然而，两学说在追求心灵的平稳、安定的方面上相当一致。“这两派双方都讲究要尽量地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并认为只在内心安定以及自足时才有追求并实现幸福的可能性”。将如何控制和面对欲望，以及幸福论，作为中心课题也是这两派学说的共同点。“在这一点中，两派学说与佛教中从苦难的源头——‘执着心（渴望）’中解脱出来，追求并领悟涅槃寂静之心境的想法相一致”。
法华经
法华经第二章“方便品”曰：“多所饶益安乐众生”，被解为“为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幸福与安乐而讲说法华经”。 换句话说，法华经认为众生的成佛和度化即是佛出现在这世间的终极目的。同时于法华经第十五章中讲到释迦牟尼在说法时大地开裂，从裂缝中涌出无数的菩萨（即地涌菩萨）的场景。尽管这些菩萨据说是在释迦牟尼涅槃之后于末法之世护卫佛法，传播佛说之用，亦有人认为而这个场景只是利用了类似歌剧一样的描写手法，而这些地涌菩萨即是普通人转变，从大众中脱颖而出，也给其他人带来幸福。
宫泽贤治通过研习法华经，得出了“在全世界都变得幸福之前，个人的幸福无法实现”的结论。（《农民艺术概论纲要》序论语））
故事与格言
在中国，也有以幸福为主题的故事或格言。
在中国古代，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淮南子·人间训》上记录着“人间万事塞翁失马”的社会训言，（元朝僧人晦机元熙所写的汉诗“人间万事塞翁马 推枕轩中听雨眠……”的由来）也被称为“塞翁失马”。
“塞翁失马”即“祸福相依”（意思是：人的幸福与不幸福都是相交错的，就像交错的绳子。不会只出现其中的一种情况。）还有许多类似的故事、传说和成语，如：
《晋书·刘毅传》（7世纪）中有句格言“丈夫盖棺事方定”是指：在某个时刻幸福与某个时刻的不幸都只是暂时的，不确定的。只有当落下人生帷幕之后才能判断其是否幸福。
布莱兹·帕斯卡
布莱兹·帕斯卡的《思想录》中也提到了幸福。
- 所有人都想变得幸福，无一例外……这即是各色人等的各色行为的动机，连想要上吊的人也包括在内。（《思想录》:425）
- 只要人还陷在追求幸福的状态中，就无法变得幸福。（《思想录》:172）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于其《道德感情论》中阐述“幸福，即是平静与享乐。然而，在没有平静的情况下，享乐是不可能的；在完全平静的时候，则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够与其为乐”。“对于身体健康，没有债务，未有违背良心行事之人，我们又能为其增加什么呢？”。然而“尽管为（这种状态）能够增添的东西少之又少，能从其中夺取的东西就太多了。这种状态与人类繁荣的最高潮之间的距离并不显着，然而却与悲惨的深渊之间有无限大的距离”。“贫困之人会因为自己的贫困而羞耻。对于他们来说，贫困是将其剥离于人类这个种族的视线之外的状态，或者说，无论他人对贫困之人抱有多大的关心，对于自己所受的贫困之苦，他人很少能够与其有着同感。他们（贫困之人）会因为这两个理由（贫困以及被社会无视）感到懊恼。尽管被社会忽视和被社会否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被无视却几乎等同于处于‘名誉’以及‘被社会直视’的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而如果人类感到自己完全不被这个社会所重视的话，则必然会将人类本性中的最希求的希望折断，将最热心的欲求失去”。
“即使我们假设人类的本性是有多么的利己，很明显，在人类的本性中有着其他的原理，这原理会使人类对他人的幸福与否抱有关心--即使从他人的幸福中除了看到他人幸福时的欢喜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我们自身也会感到这是对自己有必要的事情。”“我们人类，有时即使是想象他人的悲伤与不幸也会让自己感到悲伤的事情是存在的，明确的，根本没有必要证明的事情”。这种由共感和同情带来的对幸福的追求演化成了亚当·斯密的“富国论”中重要的命题之一：“如果社会成员中压倒性的大部分都因为贫困而饱受挫折，那么这个社会不可能是繁荣的幸福的社会”。
英国的功利主义
进入近代，随着不属于基督教的世俗价值观的出现，在英国，“感性的愉悦所带来的满足感就是幸福”的观念开始萌芽，这种观念后来形成了功利主义。
边沁采用享乐主义学说，认为个人的幸福是处在得到愉悦、缺少痛苦的状态，个人善良的总和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的实现是社会行为的基础。
但是，密尔认为有必要修改这种思维方式。密尔认为愉快和痛苦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并且为快乐计算引入了定性观点。密尔另有“做一个消瘦的苏格拉底，比做一只肥硕的猪好”的名言。
统计、精神医学的调查和研究
1980年代以来，关于幸福感的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研究越来越受欢迎。
据迈尔斯等人1996年对世界各地110万人的数据进行研究，2成的人回答“非常幸福”，约有7成的人回答“相当幸福”或“不止于此”。
在富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个人经济财富与幸福之间没有联系。
从统计学上讲, 婚姻状况（未婚/已婚/离婚的差异）和信仰（注：这里所说的“信仰”主要是指宗教信仰）对幸福感有很大影响。在以世界14个国家的16万人为对象的国际研究中，信仰强烈、经常参加礼拜和仪式的人回答幸福的比例比较高。
各种统计数据显示，决定幸福感的基线不是环境的客观条件，而是个体的内部特征（“信仰”与“思维方式”等）。
另外，拥有幸福感的人有4种共通的特征，分别是：①喜欢自己；②拥有自己的主见；③乐观主义；④外向，或被人认为外向。
此外, 当人们积极参与有价值的活动并朝着目标前进的时候, 他们会感到更多的幸福。
古往今来，诸多宗教、经典皆教导人们要时常感谢他人，要常常帮助他人。虽然其中道理看似简单浅显，但通过上述的科学实验可以得知，感谢他人、帮助他人不仅能为他人带来幸福，也会直接地提升当事人自身的幸福感。
幸福与法律
幸福亦是法律的议题之一。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便包括了“追求幸福的权利”，即指在法律上，所有人都平等地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只要一个人未有侵害他人的基本人权，国家权力不得妨害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
国民幸福总值（GNH）
国民幸福总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是最早推进不丹民主化进程的前国王提出的，以国民的幸福作为政治目标，为了使政策判断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把幸福的量设定成的具体数字、指标。
GNH出现的背景是，一些国家视作衡量发展水平标杆的GDP非但没有促进人们的幸福，反而促使一些政府为了追求GDP而设立种种给民众带来不便、痛苦的政策。
国民幸福总值这个概念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反响，近年在日本的政党和政府内也出现了相关的主张，认为应采用能够反映国民幸福感的指标来衡量、评价国家推行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