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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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汉语拼音：Shuǐhǔ Zhuàn；英语：Shuihu Zhuan），中国明代长篇小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又名《忠义水浒传》，初名《江湖豪客传》，一般简称《水浒》，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齐名。《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长篇章回小说，以北宋末年史书记载的宋江起义作为主要依据，结合民间传统的戏曲、话本中有关故事加工创作而成。内容讲述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由被迫落草，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东征西讨的历程。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有争议，一般认为是施耐庵，而罗贯中则做了一定的整理工作。学界一般认为成书于元末明初，也有认为成书时间更早或稍晚的。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流传极广，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版本最为复杂，有繁本、简本两个系统，文字与情节均有出入，一般来说，繁本敘述铺张，描写精细，非简本所能比。现时最通行的版本为繁本，分别有杨定见增编的120回本、金圣叹腰斩的70回本及以郭勋增修为底本的100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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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水浒传》反映北宋末年的政治及社会乱相。描写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斗争，展示了宏伟壮丽、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场面。小说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为主线，通过一百零八位传奇式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在于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肯定和歌颂了农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小说描写从高俅到郑屠之流上上下下各色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由他们组成了一个黑暗统治网，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农民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小说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歌颂农民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表现了他们的优秀品质、英雄气概和斗争意志。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通过对一百零八位英雄的描写，概括了当时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觉醒到反抗的斗争道路。像鲁智深的反恶霸，林冲的受凌辱，宋江的被迫害，武松报杀兄之仇，晁盖、吴用劫取不义之财，以及浔阳江上的张横、张顺，揭阳岭上的李俊、李立，梁山泊岸边的阮氏兄弟等，他们都是由于受迫害而不得不起来反抗，从而汇成一股狂波巨澜，奔向梁山泊。小说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救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替天行道”，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峰巅之时选择了妥协、接受招安，终于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水浒传》中关于招安的描写，反映了比较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农民阶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历史形成的思想局限。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忠君”观念也对《水浒传》的作者产生影响。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实行的招安政策，无疑也对招安的描写产生影响。因而招安的描写，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作者复杂的思想矛盾。
《水浒传》是一部庞大而复杂的小说。不论其表达的思想或版本问题都相当值得探讨。就思想而言，水浒传的情节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七十回以宋江、晁盖为首，逐渐吸纳四方豪杰上梁山。在这些好汉之中，有自愿上山者；有被贪官污吏逼上梁山者；也有受到感召而上山者。不论如何，这些人聚集梁山的目的是替天行道，反抗腐败的政治。直到一百零八条好汉齐聚忠义堂，排座次。这一阶段中，梁山英雄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杀得贪官污吏心惊胆战，令人大呼痛快，有借此发洩对政治现实不满的意味。后五十回，则描写梁山好汉接受朝廷招安，为国家效力的过程。北征辽国、剿灭田虎、王庆，众头领尽皆无损，威震四方。南征方腊一役，却使梁山泊英雄七损八伤，其生存者，并未因此而获得合理的回报，反遭奸臣所害，梁山好汉几乎沒有一个善终。表现出忠心为国的无奈。这两个阶段的作为与结局虽然大相迳庭，但是，全书所标举的忠义思想却未曾改变。有人认为前七十回和后五十回似乎有些矛盾，比较起前七十回的痛快，后五十回写到受招安之后，这些好汉的作风显得拘谨多了，但也由“偏道”走向“正统”，这也是宋江与其他“三寇”不同之处，并应了天书之正道。与其说他们向当朝低头，不如说是为全大义而不得不然。因此，若以忠义思想而言，全篇一百二十回的思想应该是一致的。
在文学方面，虽然书中主要人物有一百多人，人物个性却十分生动活泼，每个人物皆有其不同特性，其人物之言语、举止皆与其身份、地位紧密配合。使读者从书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感受他们的个性。虽然史冊记载宋江等辈为盜匪，最后却转变成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这并不是违背史实，而是让人们看清那个时代不公平的现象。此外，水浒传也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侠义小说，虽然其表现手法与现今的武侠小说略有不同，彰显正义的精神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水浒传能历久弥新的原因。
思想内容
《水浒传》的思想意义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罪恶，是形象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
（1）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巨大历史主题，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
① 前七十回，基本真实地再现了梁山起义军从兴起到发展壮大的过程。是古代作品中唯一一部大规模反映农民起义的巨著。它第一次冲破旧思想的藩篱，把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写入小说，让那些“贱民”和“犯上作乱者”成为正面人物和英雄。
② 展现了农民起义的广泛性和群众性。除了梁山泊这一根据地以外，还写了二龙山、青龙山等等各地的起义和大小山头。从个别的反抗，小规模的起义，直到大规模的联合起义。
③ 反映了农民起义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无组织到组织严密的发展过程。随着起义队伍的壮大，起义军从消极防御转为主动出击。如三打祝家庄，智取大名府，震惊朝野。起义军地域与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显示了革命的强大威力。
④ 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众多农民英雄形象，或长工，或渔夫，或猎户，“压迫愈深，反抗愈剧”，李逵等人的反抗性也最强，革命意志最坚决。小说写出了他们的不同经历，不同个性，不同态度。
（2）反映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揭示了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官逼民反”
全书首先出现的重要人物是高俅。金圣叹批道：“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他凭着踢一脚好球，受到皇帝的赏识，从一个市井无赖升到殿帅府太尉，从此倚势侍强，无恶不作。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都是他的迫害。他又像一股无形的线，把从朝廷到地方的贪官污吏串连起来，搞得整个社会一团漆黑，于是一批忠义之士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
在所有人中，林冲这一形象最具有典型意义。官逼民反，在林冲的遭遇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3）替天行道与招安
梁山义军一直把“替天行道”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把“忠义”奉为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都是在“替天行道”。在梁山英雄排座次后，也就是梁山事业最辉煌的时候，梁山义军开始力争招安。虽然困难重重，但最终受了招安，走上破辽国、征方腊的战场。作者在处理受招安问题时，一方面肯定招安是尽忠尽义的表现，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招安的道路。梁山英雄的悲剧向人们表明：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全忠仗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4）忠义观念与宋江
宋江是小说中第一主角，《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他来体现的。宋江掌握梁山大权后得第一个措施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鲜明地标榜“忠义”的主张。而“忠”与“义”的矛盾，就构成了他的双重性格。所谓“忠”，就是忠于宋朝皇帝。“忠君”思想是宋江立身处世的从未改变的信条。所谓“义’,主要是指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一方面，他可以为了朋友，知法犯法；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样做“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接受招安，只不过是他寻求的统一“忠”与“义”的途径。在其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两全其美。尽管宋江表白自己“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但事实却说明了“忠”和“义”这一对伦理信条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主题
在《水浒传》的主题研究中，目前还存在着不少争议，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歌颂的是忠义(“忠义”说)，二是认为写的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说)，三是认为表现的是市民的意识与追求(“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其他的观点都是从这三种基本观点中派生出来的。
其实这些争论并非产生于现代，而是自该书出现后就一直存在。比如在明清两代便有该书究竟是写“强盗”还是表现“忠义”的激烈争论，而鲁迅就说过该书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话。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揭示了作品所包含的一些思想意蕴。杨绍萱、王利器、冯雪峰等学者先后提出“农民起义”说或“农民运动”“农民革命”说,称《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以文学形象为手段所做出的一个总结”；是“雄伟的农民战争史诗”；“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采纳了这种观点。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故事又在民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积累和加工，全书的思想内涵就显得丰富复杂，并非“忠义”两字所能概括。长期以来，广大群众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水浒》中的不少英雄都是“力”和“勇”的象征。他们空手打虎，倒拔杨柳，杀贪官污吏，拒千军万马，一往无前，“敢于大弄”。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神机妙算，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与策略，实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特别是当这种勇力和智谋表现在为百姓抱不平、申正义时，更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鲁智深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说“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都由于建筑在保护弱者的基础上而更加激动人心。小说中的李逵、阮小七、鲁智深等一些人物，不拘礼法、不计名利、不做作、不掩饰，“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保存了一颗“绝假纯真”的“童心”，与那些被封建理学扭曲了人性的“假道学”“大头巾”的虚伪做作、心胸狭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致晚明的批评家李卓吾、叶昼、金圣叹等纷纷称赞他们是“活佛”“上上人物”“一片天真烂漫”“使人对之，龌龊销尽”。这也说明了《水浒》所反映的这种精神带有一定的市民意识，与后来涌动的个性思潮息息相通。至于小说反对钱财的积聚与贪求，强调“疏财”以成“义士”；追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图个一世快活”；向往兄弟间“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市民的思想和感情，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江湖豪侠的气息。
《水浒传》的题材毕竟有它的特殊性，不管作者如何极力把它拉入“忠义”的思维格局，以及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羼入了多少市井细民的意识，作品最终还是在客观上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尽管领导这支义军的主要领袖并不出身于农民，且在思想上打着“忠义”的烙印，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些领袖出身于“庄稼田户”和其他下层劳动人民，他们有一种“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气概和“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梁山义军的基本队伍是一大批庄客佃户、农民渔夫。这正如第七回结尾处所指出的那样：“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他们在官逼下造反，组织武装队伍，提出政治口号，开展军事斗争，以与封建的国家机器相对抗。这就清楚地规定了梁山义军的基本性质是农民起义。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水浒》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
结构
《水浒传》以人物为中心来展开故事情节，人物一个个出场，故事一件件展开；上一个人物故事结束时，由事件和场景的转换牵出另一个人物，开始下一个故事；结构单纯而不单调，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比如：小说以高俅发迹为开端，有交代起义背景的作用；高俅逼走王进，是官逼民反的开始。由王进引出史进，由史进引出陈达、朱武、杨春，一个引出一个或几个，像滚雪球一样，直到一百单八将齐集梁山。每一个人物出场时，都是伴随着事件而来的，有时一个人伴随着几件事同时而来，如鲁智深、林冲、武松、杨志等；有时一个人的几件事是间隔着来的，如李逵、杨雄、燕青、石秀等。人与事经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水浒传》结构安排的最大特色。
《水浒传》中的很多故事情节，可以独立成为短篇或中篇；将某个人的几篇故事串连起来，又可以成为人物有声有色的“传记”。
这些各自独立、自成整体的故事，在结构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大概而言，第一，故事的发展，前后勾联，一步紧一步，但又疏密相间，摇曳多姿。第二，善于运用变化错综的手法，避免平铺直叙。
小说取材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元朝初年，出现了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描述了晁盖、吴加亮（吴用）等36人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元朝，元杂剧中还出现了一些水浒故事剧本。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
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水浒传》人物
《水浒传》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原因之一就是对既真实又带有强烈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小说描写了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虽然人数众多，但每个人的面目都很清晰：李逵的心粗胆大、率直忠诚；鲁达的粗中有细、仗义刚正；武松的勇武利落、心思精细；林冲的忍让；宋江的谦恭；吴用的足智多谋，等等，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正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语)。
首先，《水浒传》的人物是传奇性与真实性的完美结合。这里的人物大都是草莽英雄，他们又多带有传奇色彩，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冈打虎，石秀跳楼救人，花荣箭无虚发，等等。但作者在写这些时，又将传奇行为置于真实的基础之上，不给人以虚假之感。比如写武松打虎，先写他因醉酒而壮着胆子上冈，又写他得知有虎后碍着面子硬着头皮上山，再写他发现老虎后慌乱中打折哨棒而不得不徒手搏虎，最后写他打死老虎后用尽力气而又遇两虎时失声惊叫，等等，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其次，注意到人物性格的矛盾与发展变化。《水浒传》将许多人物统合在“忠”与“义”的矛盾统一体中，同时又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增加了性格的立体感，使人物更富于个性化。比如：宋江本是郓城县押司，家庭富足，受父亲的封建传统思想熏陶极深，因此他虽然仗义疏财，结识不少江湖好汉，但并不主张造反。他的性格中既有忠孝的成分，又有对江湖义气的追求。在上梁山前，他为了江湖义气，私自将官府缉捕生辰纲要犯的消息通报给晁盖等人；在杀死阎婆惜后，又因为要尽孝于父亲，便到处躲藏不愿落草为寇。但他最终还是受到造反者的“牵连”，处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之中，直到报效朝廷无望，无路可走才上了梁山。上山后，他一面用义来投合李逵、武松等江湖好汉的野性，一面又用忠来满足朝廷降将的心理平衡，从而使他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领袖人物。但是他又始终不能与封建正统思想决裂，一旦有了适宜的气候，又念念不忘朝廷招安，如此等等，都充分显示出人物的个性特征。除了宋江，整部小说中，林冲的性格发展变化可以说是描写得最为突出的。
再次，《水浒传》多使用白话文，使人物语言个性突出。金圣叹说：“《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这句评语点明白话对于语言个性化的重要性。如李逵初见宋江时，其语言就显示出高度的个性化色彩：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对宋江笑道：“押司，你看这厮恁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李逵便道：“我问大哥，怎地是粗卤?”戴宗道：“兄弟，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你倒却说‘这黑汉子是谁’。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几时!”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赚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翻身躯便拜。
这段对话全用日常口语，惟妙惟肖地展示了李逵和戴宗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李逵出身于农民家庭，目不识丁，性格爽快粗鲁，不拘礼节，不会客套，所以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粗话；戴宗多年混迹官场，习惯于官场的礼数，养成了敬上的性格，语言带有拘礼自高的成分。
对《水浒传》人物形象刻画的评论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金圣叹《水浒传序三》)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文字，绝妙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性急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身份，各有家数，各有光景，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叶昼《容与堂本》第三回评)
从三十六到一百零八
据史书记载，最初宋江一伙只有三十六人（或指三十六头领），后来在小说、戏曲中逐渐发展至一百零八将。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反映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绰号与性格
水浒人物还各有代表自己性格的绰号，如托塔天王晁盖——原是东溪村保正，喜结交天下好汉，是梁山义军前期领袖，后在打曾头市时负伤身亡；呼保义、及时雨宋江——原是县衙门的押司，为人仗义疏财，晁盖死后，是梁山义军的首领；花和尚鲁智深——原是渭州经略府提辖，后出家，人称花和尚。他酷爱自由，舍己为人，并因此而上了梁山；豹子头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因受高俅父子迫害而上梁山；行者武松——因景阳冈打虎而闻名，后在阳谷县做都头，血溅鸳鸯楼后，先上二龙山，后归梁山泊；青面兽杨志——曾做过殿司制使官，因先后失落花石纲、生辰纲而上梁山；智多星吳用——原在村塾教书，后为梁山军师；黑旋风李逵——出身农民，做过江州小牢子，蔑视王法，是梁山主要头领之一。此外，如玉麒麟卢俊义、阮氏三雄、九纹龙史进、浪里白条张顺、拼命三郎石秀等等，都是梁山上著名的英雄好汉。
三十六天罡星
天魁星·及时雨（呼保义）·宋江 (得胜后被高俅毒死)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得胜后被奸臣陷害，误饮毒酒后，失足落水而死)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宋江死后与花荣上吊)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征方腊前回罗真人处)
天勇星·大刀·关胜 (得胜后酒醉坠马得病而亡)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得胜后风瘫与武松留在六和寺，一年后病死)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征清溪洞被杜微、方杰陷害死)
天威星·双 鞭·呼延灼 (得胜做官,后在河西阵亡，死于金兀术)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随吴用上吊而死)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得胜做官,后辞官回乡,无疾而终)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得胜后与杜兴同为富豪而善终)
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得胜做官,官至节度使)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得胜后在浙江坐化)
天伤星·行者·武松 (征乌龙岭时被包天师砍断左臂,后六合寺终老)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独松关被张韬砍作两半)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独松关被厉天闰刺腹死)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病死于杭州)
天佑星·金枪手·徐宁 (征杭州时中药箭,之后身死)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征杭州被石宝的流星锤砸死)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得胜做官,后辞官到泰安州岳庙陪堂出家，大笑而终)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征杭州被闸门压死)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宋江临死时怕李逵造反而将他药死)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征昱岭关被庞万春射死)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杭州病死)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征德清县被司行方砍死)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得胜后出海)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征乌龙岭水路被方腊军包围，自刎而死)
天平星·船火儿·张横 (杭州病死)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征清溪洞被娄丞相杀死)
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 (征杭州死在涌金门被刀箭攒死)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得胜后被污蔑回乡打鱼)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得胜后背疮病死)
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征昱岭关被庞万春乱箭射死)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征乌龙岭爬悬崖摔死)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征乌龙岭爬悬崖被石头砸,弓箭射死)
天巧星·浪子·燕青 (得胜辞去)
七十二地煞星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得胜后投公孙胜出家)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得胜，朝廷封为都统领)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征方腊后带全家回登州，继续做官)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征苏州与郭世广鏖战两两身死)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征杭州被拖进城凌迟处死\枭首)
地威星·百胜将·韩滔 (征常州被张近仁搠死)
地英星·天目将·彭玘 (征常州被张近仁杀死)
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 (征歙州陷坑剁做肉泥)
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 (征歙州陷坑阵亡)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征方腊前留于京)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 (征方腊后，朝廷封其为武奕郎都统领，后回饮马川求闲)
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征歙州被庞万春、白钦乱箭射死)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征杭州时救索超，被石宝用刀砍作两半)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征乌龙岭被石宝的流星锤打死)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得胜后做官)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得胜后做官)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得胜后做官)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征乌龙岭与白钦交战双双滚落到悬崖身死)
地佑星·赛仁贵·郭盛 (征乌龙岭被石头砸死)
地灵星·神 医·安道全 (征方腊中诏回京师)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征方腊前留在京师)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征睦州时被郑彪戳死)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征睦州时被郑彪的铜砖扔死)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征杭州时，莽撞入城，被石宝用刀砍作两半)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得胜后投公孙胜出家)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杭州病死)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征昆山淹死)
地飞星·八臂哪吒·项充 (征睦州时追赶郑彪摔倒在溪中被乱箭射死)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 (征睦州时追赶郑彪被绳索套住乱刀砍死)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征方腊前留在京师)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征乌龙岭被石宝剁作两段)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得胜随李俊出海)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得胜随李俊出海)
地满星·玉幡竿·孟康 (征乌龙岭水路被火炮打中脑袋而死)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钱塘江淹死)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征昱岭关被庞万春乱箭射死)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征昱岭关被庞万春乱箭射死)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征宣州被磨扇打死)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征润州马踏,中箭身死)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得胜后染病，未死，被封武奕郎)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征方腊前留在京师)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征德清时追杀黄爱陷在溪中被乱军杀死)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征昱岭关被毒蛇咬死)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得胜后，被封武奕郎)
地嵇星·操刀鬼·曹正 (征宣州中药箭身亡)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征润州时中箭，马踏身亡，为梁山第一位战死的好汉)
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征清溪洞马踏而亡)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征昱岭关被庞万春乱箭射死)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征常熟淹死)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征昱岭关被庞万春乱箭射死)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征方腊被厉天闰砍死)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征清溪洞乱军受伤死亡)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得胜跟随李应成为富豪而善终)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征清溪洞马踏而亡)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 (得胜回登云山聚义)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杭州病死)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杭州病死)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征清溪洞乱军受伤死亡)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得胜后返乡为民)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征清溪洞乱军受伤，医治无效死亡)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征方腊时身亡)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征润州时中箭，马踏身死)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征歙州被王尚书搠死)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得胜后被封武奕郎)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得胜后嫂被封东源县君)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征清溪洞乱军杀死)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征清溪洞被杜微飞刀伤死)
地劣星·活闪婆·王定六 (征宣州中药箭死亡)
地健星·险道神 郁保四 (征清溪洞被杜微飞刀伤死)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杭州病死)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得胜后得绞肠痧而死)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钱塘江淹死)
其他人物
作者还描写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和土豪恶霸，如高俅、梁中书，西门庆、郑屠等。一些市井小民写得也非常生动，如武大郎、郓哥儿等。小说中还有一些妇女形象，但这些妇女往往被写成淫妇或悍妇，如潘金莲、扈三娘、孙二娘等，表现了作家对女性的歧视。
关于《水浒传》作者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有争议，一般人认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所著。郎瑛《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明朝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
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平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
还有一种主要的观点认为《水浒传》前七十回为施耐庵作著，后三十回则为罗贯中著。另一种稍微不同的观点是说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进行了整理、编辑。此说最早见于明代高儒《百川书志》中，说《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种观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属于“世代累积型群众创作”，无疑施耐庵在创作过程中曾参考、借鉴和吸取了很多素材，包括史籍、笔记和某些完整的小说、戏曲作品或其中的某些片段，但施耐庵创造性的劳动是不容抹杀的。
施耐庵说
《水浒传》为施耐庵所著，一是见于明人笔记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记》、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等书皆有记载。二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的题号，尤其是贯华堂本，该版本是金圣叹腰斩百回本，只保留前七十一回，认为前七十一回是施耐庵所著，后为罗贯中所续，并自己“伪造”了序言。此版本一出，传播十分广泛，施耐庵写《水浒传》就成为很多人的看法。
施耐庵，生卒年不详（一说为1296～1371年），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至顺二年（1331）进士，曾在钱塘做过小官，后萌生退意，退出官场，终生未再仕，潜心著书立说，卒年约在明洪武三年左右（1370）。民间曾传言其参加过张士诚的反元起义，或被朱元璋征召，但皆不能证实。有关施耐庵的材料非常之少，明代的笔记中甚至未言其名，只提曰施某，所以一些人都把施耐庵当作是写《拜月亭》的元代戏曲家施惠。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据这些材料分析：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代，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弟子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数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但是其中有一些地名与施耐庵的生卒年不合，也有人认为是同弟子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需要说明的是，施耐庵是元末人，但是，其所著的《水浒传》中有的地名用的是明代建制。)
实际上《水浒传》为施耐庵所著的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比别的早期版本都晚，距《水浒传》的创作已过去三百年。所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施耐庵其实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罢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
罗贯中说
此说见于明代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水浒传》的明代刻本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有人就认为施耐庵不过是“是乃俺”的谐音罢了。真实作者只有一人，即为罗贯中。
罗贯中(约1330-1400年)，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籍贯山西太原府祁县，一说钱塘人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除了《三国演义》之外，尚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龙虎风云会》等著述几十种。但这些作品文字水平都很粗劣，故事也都平常，不像是出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手，也许是年少之作，也许是后人伪托。
罗贯中写《水浒传》的说法也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的题签，只是在明人笔记中有所记载。倘若《水浒传》真为罗贯中所著，那就意味着四大名著中的两部皆出于一人之手。但《三国》《水浒》一为浅近文言，一为白话，风格大相径庭，说是出于同一人之手，实难完全取信于人。更多人认同的是二人合著说。
这种观点认为全书皆由罗贯中所著。明朝嘉靖年间的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首次指出《水浒传》“越人罗氏……为此书，共一百回”。其后，许多明清人士都相继指出罗贯中是《水浒传》作者。直到民国年间，鲁迅、俞平伯仍然认为水浒传简本是罗作，繁本是施编。
但是，这种观点现在普遍没有得到认同。反对者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明显不同，完全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惠康野叟在《识馀》中说：“二书深浅工拙，如天壤之悬，讵有出一手之理？”而且关于罗贯中作《水浒》的证据也大多经不起考证。
施惠说
此说最早见于明人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即君美之传水浒，意欲供人说唱，耸人观听也，原非欲传信作也。”至清朝时，很多谈及施惠的人开始把施惠和施耐庵混为一谈。如无名氏《传奇会考标目》：“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至近代，仍然有人力主此说。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认为“耐庵即施惠号”。此后又有人考证《水浒传》中有江浙方言，并发现施惠的《幽阁记》中有一些描写和《水浒传》相似，以次推断二书皆出自同一人之手，乃施惠所作。但是很多人认为该证据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有关施耐庵和施惠的关系多数臆断。
郭勋托名说
明朝时，沈德符在《野获编》中说：“武定侯郭勋……所刻《水浒传》善本……”。后沈国元在《皇明从信录》则说：郭勋“仿《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而钱希言在《戏嘏》中又说他曾删过水浒。
胡适在《水浒传新考》中则认为郭勋刻水浒乃是假托。戴不凡则认为“疑施耐庵即郭勋”。他认为郭勋刻水浒后才开始署名施耐庵。但是，这个论据并不能够立足，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署名施耐庵的百回本《水浒》出现。
合著说
二人合著说不但见于明代笔记的记载，而且在许多明代的刊本皆是如此题写，似乎最为可信。嘉靖间出版郭勋家刻的《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署的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之相近的还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署名是“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明人高儒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
合著说又有四种不同观点，即施作罗续、施作罗编、施作罗改、罗作施改。最常见的是施作罗编，明清两代笔记所记，大多数或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或为“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这里已经非常清晰，著者施耐庵、编者罗贯中，“的本”意即“真本”，即它确实为施耐庵所写，罗贯中只是加以整理编订。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学生对老师的著者加以整理编辑，这是容易理解的。但至于其中二人成就各占多少也是个无法弄清的问题。在今人的看法中自然是原作者更重要，但以当时小说形成和流传的情况，编次者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经许多作者才臻于完善
《水浒传》作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作品，弄清楚其作者是谁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从其传播状况来看，其产生和丰富并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一力所致。《水浒传》所写宋江等一百零八人在梁山聚义的故事本有所源。《宋史》上记载宋徽宗宣和三年（1122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今山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江等归顺后，梁山好汉的故事便开始流传，人们在勾栏瓦肆之中，演绎心目中的英雄豪杰。首先将其进行故事化、演义化的是南宋时人编的《大宋宣和遗事》，据该书记载宋江、晁盖等36人聚义梁山、横行齐魏，后被朝廷招安。而据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等说话篇目。元杂剧更是有许多“水浒”的戏目，今天我们知道的有几十种，其中有剧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就有大概十种左右，如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李文尉的《燕青薄鱼》、李志远的《还牢陌》等。这些故事和人物在后来的《水浒传》中都能看到影响。在许多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撰修”的题目中，所谓的“的本”就是当时书会才人说书所用的文字参考资料，而这种本子大都是经过众人之手长时间集撰而成的。
从水浒的故事产生到《水浒传》的出现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历史。《水浒传》的作者把流传于民间参差不齐、水平各异的各种传说和作品进行整理加工、编撰创作，终使其成为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作者的功绩毫无疑问是应该得到赞扬的，但《水浒传》的写作并不等同与今天作家的创作，它是凝结了无数前人辛劳在内的。我们今天在认真弄清楚《水浒传》的作者是谁的同时，自然不应该忘记那许多无名的英雄。《水浒传》是陆续完成的，其功劳应归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从某种程度上说，施耐庵和罗贯中是他们中最重要的代表，据此可以说《水浒传》是历经许多作者才臻于完善，才终成就了不朽功绩的。
成书过程
《水浒传》的故事源起于北宋宣和年间，出现了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描述了宋江、吴加亮（吴用）、晁盖等36人起义造反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而从南宋之史籍《东都事略》以后，已成为了民间文学的主要题材，到了元朝，元杂剧中出现了有关水浒故事的剧本，流传后世的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的《燕青博鱼》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水浒传》全书是到了明朝，经许多作者不断增添情节乃至定型。也有观点认为，《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生活原型是与作者施耐庵关系甚密的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
故事描写了梁山一百零八将各自不同的故事，从他们一个个被逼上梁山、逐渐壮大、起义造反到最后接受招安的全过程。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传说是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转世，他们讲究忠和义，爱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不满贪官污吏，最后集结梁山，与腐化的朝廷抗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冲、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向读者展示了宋代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水浒”字面的意思是水边，指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山东梁山泊。另外《诗经》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句子，记载了周太王率领部族迁徙的事情。王利器与罗尔纲不约而同指出用水浒做书名，是将宋江等的聚义和周朝的兴起作类比，证明原作者肯定起义英雄们反抗统治的精神。水浒义军领袖宋江原是基层官吏，后被逼上梁山，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渐发展壮大。《水浒传》故事豪放、粗旷，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现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画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不尽相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版本
现存最早的《水浒》版本，当属保存于上海图书馆的《京本忠义传》，此本大约刻于明朝嘉靖年间的一百回版本。水浒传的版本很多，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故事版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简本和繁本。
简本
简本包括了受招安、征辽、征田虎、王庆，打方腊以及宋江被毒死的全部情节。之所以称为简本，主要是文字比较简单，细节描写少。后有人将其后段独立发行，并托名罗贯中，称《续水浒传》。 已发现的简本有：
一百十五回本（汉宋奇书）
一百一十回本（英雄谱）
一百六十四回本（与后传合刊）
繁本
繁本写得比较细致，也是流传最广的。主要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但主要改写增添的部分都是在招安之后的情节。
一百回本：在宋江受招安后，又有“征辽”，征方腊等情节。
一百二十回本：一百回本基础上再增加征田虎、征王庆的情节。
七十回本：明末金圣叹进行删改，腰斩一百回本招安以及之后的事，以原书第七十一回卢俊义的梦作为结尾，再将第一回作为楔子，共为七十回。
一般认为只有百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成型定书的最早本子，也最接近传说故事的版本。
译本
《水浒传》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英文版 通常将《水浒传》翻译成 Water Margin或Outlaws of the Marsh。在众多译本中，最早的当属赛珍珠女士在1920年代中后期翻译的 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书名出自《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933年出版，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当时在美国颇为畅销。但是译本中有很多错误。比如书名的翻译，就不符合原意，受到过鲁迅的批评，认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对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也往往望文生义，比如将花和尚鲁智深译为 Priest Hwa（花牧师），更是将母夜叉孙二娘译为“Night Orge”（夜间的怪物）。
迄今为止《水浒传》被认为比较好的英文版本，应该是中国籍的美国犹太裔学者沙博理先生（Sidney Shapiro）在文革期间受命译的一百回版的“Outlaws of the Marsh”（水泊好汉）。他的译本，被认为更加忠实于原著，而且很贴切地反应了原文的神韵，符合翻译的“信，达，雅”的原则。可惜由于这个译本产生于文革时期，影响不大。
法文版 则将其直译为 Au bord de l'eau。
日文版 《水浒传》的版本非常多，甚至被改编和演绎成了许多漫画、电影，电视作品。日本自江户时代开始传入《水浒传》整本小说。1728年（享保13年）由冈岛冠山执笔将部分篇章翻译成日语。1773年，作家建部绫足将《水浒》故事改编为以日本为背景的《本朝水浒传》。到了19世纪，出现了大量《水浒传》的日文翻译本和改编文学作品。日本古典文学家曲亭马琴不仅在创作其代表作《南总里见八犬传》和《椿说弓张月》时大量参考了《水浒传》的情节，还直接创作了《倾城水浒传》、《新编水浒画传》等以《水浒传》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江户时代的一些侠客如国定忠治、笹川繁蔵、饭冈助五郎等人的真实故事，在日本民众口中反复流传时，也被染上一层《水浒传》色彩。 进入明治时期之后，随着汉学研究的发展，日本出版了多部《水浒》译作，主要的译本如下：
松枝茂夫，全译一百二十回本，1940年版（岩波文库）
松枝茂夫编译的面向青少年的抄译本，带有“洁本”性质，基于一百二十回本，对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的段落进行了压缩，二战后出版，全3册（岩波少年文库）
吉川幸次郎・清水茂合译，全译一百回本，全10册（岩波文库）
驹田信二译，全译一百二十回本，全8册（讲谈社文库、ちくま文库）
佐藤一郎译，全译金圣叹七十回本（“世界文学全集”集英社版）
村上知行译，全译金圣叹七十一回本，全5册（现代教养文库）
不同版本结局不同
在《水浒传》的不同版本中，梁山好汉大聚义后的结局不尽相同。
悲剧结局
杨定见增补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最齐全的版本，在宋江等受招安后，还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等情节，但最后宋江还是在权奸的陷害下，被御赐毒酒而死，其他梁山英雄也或死或散，整个结局充满了悲剧气氛。
《水浒后传》
明清之际的陈忱对这样的悲剧结局深感愤慨，创作了《水浒后传》，敘述梁山未亡的三十二位英雄，重新聚义，再创山寨，仍旧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迎战官军。但由于作者正处于明清改朝易代之时，汉人与满人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所以作者无可避免地把这种民族矛盾反映在这部小说上，使小说的重心由原来的除暴安良转向了反奸抗金的主题上，只可惜朝廷容不得正人君子，梁山英雄报国无门，最后只好投身海外，另辟江山，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荡寇志》
《荡寇志》则是从另一个角度针对《水浒传》的翻案之作。作者俞万春认为“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盜，既是强盜必不算忠义”，所以他痛恨水浒英雄受招安平方腊的描写，以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为底本，从第七十一回写起，极力丑化梁山好汉，并重新塑造了一批真正的“忠义勇士”，让他们与梁山好汉为敌，最后更踏平梁山，活捉宋江等人。
影响和价值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水浒传》被改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另一篇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提到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曲目。评书、苏州评弹和山东快书都有很多经典节目是取材自《水浒传》。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为了普通民众仅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其中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历来为男女老少所津津乐道。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否真正值得宣扬，又引起各界众说纷纭。
近代民间亦有流传一句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意年轻人不该读《水浒传》，否则容易向往打打杀杀的生活，盲目崇尚武力与江湖义气，过分反叛，脱离现实；而老年人不应该读《三国演义》，因为其中人物善于用计使诈，处心积虑、钩心斗角，作为应该“知天命”的老人应该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着算计别人，对自己身心无益。
从历史角度看，对于《水浒》的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主要人物宋江所表现出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上。反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梁山好汉受到招安后又为朝廷去征讨各地山贼，下场悲惨，是出历史悲剧。正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相对于其他草莽英雄思想进步，对当时社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艺术成就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
林冲 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鲁达 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杨志 “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在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
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
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紧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不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著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变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象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象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人物描写
小说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画面，塑造了众多鲜明的艺术形象。据统计，《水浒传》有名有姓的共577人，有姓无名的95人，共写出场人物685，还有一百多人是书中提到而未出场的。如此众多的人物，在古代小说中首屈一指，尤其写了梁山好汉的群像。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云：“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又说：“别一个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① 出身经历、生活遭遇不同，性格不同。如林冲、杨志、鲁达都是军官，但由于身份，经历遭遇不同，性格不同，上梁山的态度和道路也不同。杨志因生辰纲被劫，别无他路而上；林冲本安于现状，但高衙内、陆谦欺人太甚，被逼上梁山；鲁达虽然也拳打镇关西，闹出人命，但他上山则比较自觉。
② 即使生活在同一环境，性格也不同：如同为兄弟，阮小二老练、果断，小七性格急躁；张横强横，张顺机灵。
③ 有的性格相似，但又各有特点。李卓吾评《水浒传》：“《水浒传》文字绝妙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性急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声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④ 擅长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言语来刻画人物性格，写出人物的神态；很少对人物作叙述性的长篇介绍。这是中国传统的写法，也是继承话本小说的传统，与外国小说中长篇的静态的描写迥异。以上说明人物形象已由类型化向性格化发展，且已呈现个性化和多样化。
⑤ 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刻画。如林冲安分守己、委曲求全，后来“火烧草料场”、枪挑陆虞侯，性格突变，走上反抗道路。
⑥ 不但有现实主义的精雕细刻，也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渲染：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景阳岗。
⑦ 运用“相形对写”法刻画人物。一类是性格相近人物放一起写，另一类是性格相异人物一起写。金圣叹称之为“背面辅粉法”或“反衬法”。
⑧ 不但塑造了农民英雄群像，还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次要人物和反面角色。说明作者观察的仔细入微，这很值得我们借鉴。
结构艺术
《水浒传》由相对独立、完整的故事连接而成一个整体。梁山英雄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的出身不同，上山的时间、原因、经历不同，因而作品形成了以若干回为一个人物作传、再以若干人物的传连成一体的结构。如第三回开始的“鲁达传”，第七回开始的“林冲传”等，这些小传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时又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勾连。这种安排固然是由于继承了“话本”表现手法的特点，把一些主要人物和事件集中起来叙述，但更主要的还是为全书的内容所决定，即通过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广阔画面。作品的结构又是完整的，表现在作者对开端、高潮、结局的精心安排上。
语言艺术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全用通俗口语写成的长篇小说。它标志着古代通俗小说语言艺术的成熟。特色之一，在于明快、洗练、形象，无论叙述，写人，或人物对话，往往寥寥几笔，就神情毕肖，绘声绘色。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水浒传》语言艺术最突出的特点。如写宋江开口，十之八九，必讲忠义；李逵出言，一片天真，憨直可笑。各自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在各自的声口中表现得恰如其分。
评价
《水浒传》在文学成就上受到后世不少文学评论家的赞许：
金圣叹将《水浒传》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李渔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为“四大奇书”。后来《儒林外史》、《红楼梦》与《水浒传》等“四大奇书”合称为“六大奇书”。
到了20世纪，文学评论家除了评论《水浒传》的文学成就，亦开始对《水浒传》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和价值观产生兴趣。
1930年代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对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为《水浒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将《水浒传》在全国各地收缴。
1950年代，当时在中国大陆，所持的看法是认为《水浒传》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这种看法是当时各种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而台湾、香港及其他华文地区并无此看法。
毛泽东在1970年代、文革将近尾声时，亦对《水浒传》的价值观作了评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又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又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的言论曾使中国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此时官方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
衍生作品
小说
《金瓶梅》
《水浒后传》
《荡寇志》
京剧
电影
改编电影 《七彩卡通老夫子：水虎传》(改编自著名小说《水浒传》的香港动画电影，于1982年7月10日首度上映)
电视剧
《水浒 (电视剧)》
《水浒传 (1973年日本版电视剧)》
《水浒传 (1998年电视剧)》
《水浒无间道》
《水浒传 (2011年电视剧)》
舞台剧
《水浒传》（舞台剧作家林奕华指导的舞台剧，以水浒传为蓝本，探讨现代男人的生存压力，2008年作亚洲巡演）
漫画
《水浒传》（日本横山光辉）
《老夫子水虎传》（香港王家禧）
《水浒传》（香港李志清）
电子游戏
水浒传天命之誓（日本光荣公司）
水浒传 (游戏)（日本光荣公司）
欢乐水浒传
水浒传Online
水浒Q传
幻想水浒传系列（日本科乐美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