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中国西汉思想家和政治家。信都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人。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主张，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曾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相，后辞职回家，专门著书。但仍受到武帝尊重，朝廷每有大议，即派人到他家中征询意见。董仲舒著作很多，现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有情感，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苍苍之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并以“天人同类”、“人副天数”、“灾异谴告”说为内容，建立起一个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体系。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性仁情贪”的人性理论，强调人道教化的必要。他提出“三纲五常”说，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他还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价值原则，强调道义的崇高性和神圣性。他建议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才；提倡“春秋决狱”，以《春秋》经义为标准，断定是否犯罪。董仲舒还提出“奉天法古”，“天不变道亦不变”历史观，用三统三正学说论证历史发展的规律，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称为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宗法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宗法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之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宗法社会的重要理论家。
学说
“天”的学说
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即西周以来传统宗教神学所说的“百神之大君”，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苍苍的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他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认为阴阳四时、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天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旋，朝夕不息”。“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薰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董子文集·雨雹对》）。董仲舒又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在《对策》中，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认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长养为事的仁德。董仲舒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说：“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春秋繁露·王道通》）。
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天人关系问题。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他颠倒自然和精神的关系，构造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唯心主义体系。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①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灾异谴告，被认为是天对君主的爱护和关心。②“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
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他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人，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比附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说：“循三纲五纪，通人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伦理学说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他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于天”的资质，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人性虽然体现了天，可以产生善的品质，但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只有接受“圣人”的道德教育，然后才可以为善。所以必须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并出”。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董仲舒所建立的伦理思想体系，反映了加强君权、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客观需要，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体现在他的伦理思想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却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精神绳索，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
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他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董仲舒所处的时期，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上升的阶段。他的哲学思想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封建地主阶级趋于保守，他的哲学 -神学理论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法学思想
1.主张以“三纲”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说教。所谓“三纲”即《礼纬·含文嘉》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认为“三纲”是按“天意”制定的，任何人都得遵守。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他以天尊地卑、阳尊阴卑论证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关系。在“三纲”中，他特别强调君权，宣称君主是作为最高主宰的“天”的儿子，是“承天意”来管理社会和教化臣民的。因此，臣民必须尊君。“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君主个人恣意横行，他又声称“失道”之君必将受到“天”的谴责。此外，他还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五行相比附，认为“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脩饬也；五者脩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从此以后，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三纲”，便成了封建立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董仲舒作为一种治国方针提出来的。他认为治理国家应当以儒家倡导的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否则就有灭国的危险。他说，秦国就是由于抛弃道德教化，“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专用刑罚，从而造成“群盗并起”、“奸宄不息”的局面，最后亡了国。他力图证明“德主刑辅”说是符合“天意”的，认为“天”是宇宙间万物的最高主宰，是有意志的。“天”用阴阳、五行以及四时的变化，来表示它的意志。他认为，在阴阳之中，阳为主，阴为辅；阳表示德，阴表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君主治理国家就应顺从“天意”，要“任德教而不任刑”。但是董仲舒又说，“任德不任刑”，不等于完全不要刑。因为按照“天”的安排，“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因此，德不得刑之助，也就不成其为政。所以说：“刑者德之辅”。刑罚作为辅助手段，主要是用来节制人欲，立君主之威，尤其是对于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必须使用刑罚进行镇压。他曾说：“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首领）”；“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董仲舒说，五行是“天”的五种行为。木、火、土、金、水五行之中，“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天”既然如此重视体现着德性的“土”，并把它安在中央的位置，君主治国亦应“法天”，以德为主。他还说：“春之为言犹偆偆也，秋之为言犹湫湫也，偆偆者喜乐之貌也，湫湫者忧悲之状也。是故春喜、夏乐、秋忧、冬悲，悲死而乐生，以夏养春，以冬丧秋。”从四时的次序，可以看出“天”主张“先爱而后严”、“大德而小刑”。人君治理国家应该“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实行德主刑辅的政策。
3.犯罪源于人性
董仲舒从人性上解释犯罪的根源问题。他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人性中由于包含有“善质”、“善端”，经过教化即可达到“善”的标准。同时，人也具有“贪”性和好“利”的“恶质”，即促使人犯罪的根源。他说，民“固其所幹”，“皆趋利而不趋义”，因此常常“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身家”。但董仲舒并不完全否定求“利”，他说，“利者体之养也”，“体不得利不能安”，一定程度的“利”，对人是必需的。如果妨碍人民获得“安体”之利，也要引起人民犯罪。为此，董仲舒反对封建官吏和豪门贵族对人民过度的压榨和剥削。他说，富贵之家无限制地剥削人民，逼得人民无法生活，将使“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又说：如果“好用憯酷之吏，赋馹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必然引起“群盗并起”。
4.提倡“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亦名“春秋折狱”或“经义折狱”，即以儒家的经典、特别是《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的依据。董仲舒是最初提倡“春秋决狱”的儒者之一，所著《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早已失传，仅有数例散见于各书中。据所见到的决狱案例和董仲舒的其他著作，“春秋决狱”的含意主要是，以《春秋》经义为依据，断定是否犯罪。凡符合《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违法，也不认为是犯罪；凡不符合或违背《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不违法，或原无法律规定，也可定为犯罪；或者按法律规定本应处轻刑的，由于违背《春秋》精神，可处重刑。董仲舒特别强调要以《春秋》经义为标准，考察犯罪动机，即所谓“原心论罪”。他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对动机违背《春秋》精神，即使犯罪未遂也应论罪；尤其对首犯要处重刑；如果出于卫护《春秋》的动机，即使行为违法，构成犯罪，也可从轻论处。“春秋决狱”，是要求以儒家思想作为进行封建审判活动的指导，实际上使儒家经典法律化了。经董仲舒等人提倡后，“春秋决狱”在汉代极为风行，并对汉以后历代的封建审判活动有一定影响。
教育思想
在教育方面，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故权力只宜独揽而不容分割。封建大一统是天地不变的原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董仲舒一方面认定帝王“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又借假天威，谏劝帝王治国理民要“承天意以从事”。“天道”表现为阴阳，阳主生，阴主杀，阳为主，阴为辅。因此，帝王按“天道”的法则来统治人民，就应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他又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认为人性也是由“天”决定的，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生来就超过善。“斗筲之性”生来无善质，后天又无成善的可能。“中民之性”是绝大多数人的“性”（故又称“万民之性”或“民性”）。董仲舒认为：“民性”生来有善质而又未能善。因为“民性”先天含有阴阳两气：阴表现为“贪”，“贪”是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情欲，其势“如水之走下”，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阳表现为“仁”，“仁”是一种善质，但它还不是道德观念，只是后天成善的根据。因此，董仲舒认为，“民性”在后天有或成善，或成恶两种可能性。要使“民性”成善，就必须节制其情欲，而情欲的节制，则全赖于帝王对他们进行教化。通过教化，使人民“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又是“天意”决定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五纪”，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他重视仁和义，尤其强调义的重要性。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也就是说“爱人”必先“正我”。他把“利”看作是“义”的大敌。“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为义者，利败之也”。因此，要“正我”“为义”，就要不为利欲所驱，做到“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如果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各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相互争利，国家也就可以安定。
董仲舒还认为，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术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他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他更反对当时“任子”和“訾选”的入仕制度。他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又提出了察举和兴办太学这两项政策建议。他向汉武帝建议，规定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录用。贡举贤能者赏，贡举不肖者罚。这样，诸列侯和郡守就会尽心访求贤才，天下的贤才也就能为朝廷所用。他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他对汉武帝说，平日不培养士，而想求得贤士，就像玉不经过雕琢而要求玉有文彩一样；培养贤士没有比办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地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正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他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的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贡献的。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