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诗之路 申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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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诗之路”应作为世界文化

遗产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世(黄金时代),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唐诗(Tang poetry)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及诗歌艺术成就的高峰。唐代诗歌创作繁荣,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流派众多、体制齐备,作家作品量多质高,据《全唐诗》存录,诗有4.89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2200多人。唐诗成就卓著,是在封建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思想比较开放,艺术文化普遍高涨的推动下,诗人们继承和发扬《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广泛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结果。它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唐代诗人身体力行做到了,因而有了成就卓著唐诗,造就了古典诗歌创作及诗歌艺术成就的高峰。唐代诗人们“行万里路”行出了一条烁古耀今“唐诗之路”。

  1991年5月25日至29日,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华书局在南京联合主办“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学者竺岳兵向这次讨论会提交和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剡溪——唐诗之路》(注:原题为《剡溪是唐诗之路》,收入当年的《中国首届唐宋诗词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时,题目改为《剡溪——唐诗之路》),这被认为是第一次提出“唐诗之路”一词。从此“唐诗之路”一词频频出现在网络、报刊。1993年7月18日至22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专门在新昌县举行了“唐诗之路学术讨论会”。会议肯定了“唐诗之路”学术价值、遗产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行文“同意原‘剡溪唐诗之路’正式命名为‘浙东唐诗之路’”。有人提出:浙东唐诗之路可与河西丝绸之路并列,同为有唐一代极具人文景观特色、深含历史开创意义的区域文化。

  1999年7月6日《光明日报》以《一项文学研究带起一方产业》为题(记者 叶辉)报道了当年5月下旬,在浙江省新昌县举行的“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李白学术研究会特别会议”,说“以一首诗为一次研讨会的主题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在学术界是第一次;因一项学术研究带动了一方旅游业,这在中国恐怕亦属第一次。”报道还说“一道中华文化的七彩祥光从剡溪冲天而起,沉寂千年的‘唐诗之路’顿时华光四射”,“这项纯学术研究给新昌带来的是旅游业的勃兴。”其它诸多媒体文章也都说:“唐诗之路”对于提高当地知名度、优化区域环境、增强国民文化素质,促进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于是,(本段下文据新昌“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社2011年3月编制的《“浙东唐诗之路”申报世界遗产手册》)新昌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成立的新昌县唐诗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2008年5月,嵊州市人民政府、上虞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了浙东唐诗之路申报世界遗产领导小组、浙东唐诗之路申遗联谊会。

  以上学者和当地政府提出的观点和作为,无疑为“中国唐诗之路”的研究并使之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做出了开创性的、积极的贡献。

  “中国唐诗之路”是所有唐代诗人一起走出来的文化之路、人类文明之路。“中国唐诗之路”的起点应是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市)包括东都洛阳(今洛阳市),长安,也应是唐诗的中心。

  唐代诗人的足迹形成了以唐朝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为中心,往返于该中心与全国的城市、名山大川、湖泊的辐射状的足迹图。这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包括民间学术团体)组织专家学者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整理出一个概况图,并从中确定几条走过的人众、留下的名诗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线路。留诗多的城市是线路上的重要节点,应成为“中国唐诗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清康熙年间成书的《全唐诗》和乾隆年间成书的《唐诗三百首》所收诗词及作者情况看,以下几条线路可作重点考虑和研究:

  1.蜀道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李隆基逃往蜀中(今四川)避乱,走蜀道,这是一条由长安通往蜀地(今四川)的道路,途中还发生了“马嵬坡之变”。当时和此后的唐代诗人吟咏此事,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有“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李白的乐府诗《蜀道难》等诗篇更是奠定了“蜀道”作为首要的唐诗之路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蜀道”及其此道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本身就是人类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2.长江水道 这条线路以“蜀道”的终点成都为起点,经重庆忠县奉节,出三峡,过荆州,到洞庭湖,再到九江南京镇江南通,至长江入海处。这条道,走过的唐代诗人和留下的著名诗篇最多。在这条道上,诗人们凭吊人文古迹,吟咏自然景观,留下的诗作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张继的《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千古传诵,让寒山寺闻名天下。杜甫的诗被称为“史诗”,在这条道上,杜甫从成都经嘉州(今乐山)、戎州(今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云安(今重庆云阳),到夔州(今重庆奉节),后乘舟出三峡,到江陵(今荆州),再漂泊到湖南岳阳,他所留下的诗作记录和反映了当时唐代的社会、政治、民生状况。如,《春夜喜雨》一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春,杜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离转徙的生活后,来到四川成都,在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顾和帮助下开始了在蜀中的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心情较为愉快,因而写下了这首描写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诗作。严武去世后,他又流落到夔州,幸而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一些劳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大历三年(768年),他乘舟出三峡到湖南岳阳,沿途凭吊了宋玉宅、庾信故居、昭君村、永安宫、先主庙、武侯祠等,写下了著名的《咏怀古迹五首》。在岳阳吟出名诗《登岳阳楼》。李白年轻时出川壮游,也是走的这条路。

  3.浙东唐诗之路 上文中已述。据浙东学者研究,这条路上,共有400余位诗人留下了1500余首所作。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姥山,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东。此诗是他在天宝四载(745年)将由东鲁(今山东)南游越州(绍兴),留给在东鲁的朋友的诗作(诗题一作《梦游天姥山别鲁东诸公》)。这条路上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也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4.边塞之路 唐代有大量的边塞诗,是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著名诗人都是朝廷官员,他们从军或随军到边塞,留下大量的精彩诗篇。如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出塞二首》中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千古传诵。再如岑参多次出塞,所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至今仍为人们援引。“边塞之路”应成为“唐诗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5.贬谪之路 贬谪,即贬官,又称贬降、左迁等,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对官吏的行政处罚,与普通的降职(级)相比,贬官处罚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降职之外,还必须迁任外地官职,京官贬为地方官,地方官则贬至更边远的地区。贬官处罚虽然有很悠久的历史,但只是到了唐代才开始完整、严密起来,以后历代的贬官制度都受到唐制的影响。柳宗元刘禹锡等著名诗人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他们在贬所吟咏出了许多千古传承的诗篇,这数量不小的“贬谪诗”成为了唐诗独特的组成部分。如宋之问被泷州(今广东罗定市)后,思乡心切,从贬所逃归洛阳,途经汉江(指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时作了一首名诗《渡汉江》,其中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成为经典名句。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805—815年)作《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表达了他在遭受打击之后不屈而又深感孤寂的情绪。

  其他,如诗人们游览或游历名山大川所走过的道路和诗作,都具有非常高的文学、文化和历史价值,亦须纳入“唐诗之路”。“三山”(传说中的海上三神山)“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诗人们都曾吟咏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是杜甫望泰山所作的《望岳》诗中的名句。更有帝王到泰山“封禅”,随行的诗人也都留有著名诗篇,再有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唐玄宗到泰山祭天,行封禅大礼。封禅之后,顺道经曲阜作了《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很著名,被收录于《唐诗三百首》。 武则天还到嵩山(中岳)封禅,这都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韩愈在迁谪(从一地又贬到另一地)途中,游览衡山(南岳)写了一篇《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也被收录到《唐诗三百首》里。洞庭湖太湖等,都是许多诗人的游览、留诗之地。

  “中国唐诗之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既是中国的,也属于全世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唐诗”还是一项属于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有责任要做的事情是,通过研究、整理历史文献资料,实地调研,使之系统化、明晰化,便于世界人民认识它、理解它。

  此文是有感于“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者和当地政府为“中国唐诗之路”走向世界所作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劳动而作。这里为他们点赞!同时,因笔者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仅作抛砖引玉之用,谨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民众批评指正。(作者: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