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该项目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2001—2003年）的预研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夏季，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 该项目发布最新成果：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
该项目通过对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等众多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目录
主要研究遗址
探源研究中，重点关注了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等都邑性遗址。
三大都邑
浙江 良渚遗址，发现了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面积达800万平方米的外城。为防止遭洪水侵害，还堆砌了长3.5公里，宽十几米，高数米的大型水坝。其工程量在全世界同时期的建筑中是首屈一指。
山西 陶寺遗址，同样发现了修建于距今4300年前的巨型城址，280万平方米的城内已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一般居民区和墓葬区等严格的功能分区。
陕西 石峁遗址，古城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则由皇城、内城和外城构成，古城是用石块在丘陵之上垒筑而成，皇城的城墙高达9米，外城的城门建有雄伟高大的垛楼。
各阶段及成果
预研究（2001—2003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了“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年代测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加。预研究阶段除了开展对上述专题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提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第一阶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预研究结束后，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也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启动。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项目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涉及学科除了考古学以外，还有文献史学、古文字学、人类学、天文学、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动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古人类食性分析、化学成分分析、物理结构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等大量自然科学技术。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结合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分期，重点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标本进行了精确测年，从而奠定了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种种问题讨论的年代学基础。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以及最能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具体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
（1）据古史传说，山西南部是尧活动的中心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城址。公元前2300年左右，该处首先建成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扩建成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复原研究显示，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容易让人联想起《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城内功能分区明显。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雏形。有理由认为，至迟在陶寺遗址大城使用的时期，该地区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
（2）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但是，对都城的总体布局一直缺乏了解。探源工程立项以来，这座夏代后期都城的考古发掘终于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确认为宫殿集中的区域，其周围以宽10—20米的道路围绕；路面上还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正殿大多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这一发现将我国古代宫室建筑特点出现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后期。
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在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新发现遗址174处，为此前已知数量（48处）的3.6倍。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成果证明重点围绕中心性城邑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区域调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
5．综合与总结课题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课题研究成果；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科技部将“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进展顺利，再继续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为牵头人。“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技术路线与第一阶段相同，即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有很大扩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化起步较早、资料丰富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于2009年3月通过结项。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
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
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通过技术与经济和环境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变化也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
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
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
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第三阶段（2011年—2015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项目启动会2011年5月6日在北京召开。这也标志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正式启动。
工程将重点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开展工作。
截止2018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其中以外文或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近400篇，出版专著80余部，培养博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200余人，实现了预先设定的多项目标，并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多学科联合研究古代社会的道路。
意义和影响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探源工程实施期间，调动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项学术资源，融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度发掘了不同学科的潜力。国家文物局与科技部一起，通过下述创新组织管理方式，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中华文明探源实施的十几年里，考古研究所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这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的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结合研究，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对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如河南双槐树和西坡、山东焦家、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湖北石家河、四川宝墩等）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第二，通过多学科研究，对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各个地区都邑和中心性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地区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及其与各地区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通过多学科研究，对各地区文明之间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各地区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时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地传播，为各地文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各地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在此过程中，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深刻的思想基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第四，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但并不是封闭的。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第五，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观，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突破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的桎梏。我们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我们还从中国各地有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总结出在没有发现当时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如何从考古发现中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关键特征，即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规模巨大且制作考究的宫殿或神庙、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形成了表明尊贵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宽大壕沟或高大城墙以及大量武器随葬反映出的战争频发。上述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
探寻中华文明原点标识
探寻中华文明的渊源，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先祖早期生活生产发展的探究。中华民族发端于黄河、长江、辽河流域中下游，气候与地理环境哺育出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长期占据着绝对优势。农耕经济生产与积累的物质资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为中华文明起源确定了可供考证的原点。
从考古研究发现，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了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了由王权控制早期国家雏形。为此，社会分化作为跨入文明阶段的一个重要节点，是非常重要的考古与研究领域。
按照这一节点的标准分析，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比如，黄河中下游仰韶文化在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相关聚落中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早期聚落中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层；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聚落中亦出现了地位分化。在这些区域，社会上层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出现了将精美玉器等作为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权贵身份的礼制，确立了早期国家形态。由此，我们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具有科学价值的。
进入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是国家的产生。文明是在国家的管理统辖下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路径是研究社会的分化，把出现社会分化作为文明起源的起点。因此，把距今8000年前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起始点，将距今5100年前出现严重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和早期国家的良渚社会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开端，这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原点标识。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科学确立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起源。但要打破西方学界对文明固有要素的定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3年8月，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参加论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向世界考古界阐释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获得了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科林·伦福儒等与会各国考古专家的认同。在此次论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一同考察良渚古城遗址。“良渚古城出现的犁耕和完备水利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农耕生产力，增加了水稻的产量，同时手工业高度专业化，权贵垄断了高端的手工业技术和玉石等稀有资源，社会贫富开始分化，形成了以王为中心的社会控制网络。王权以高度一致的宗教信仰和贡赋系统，调动大量人力修建公共工程和大型宫殿，形成了一个原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国家形态。由此，可以证实良渚古城进入到文明阶段。”
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最重要的实证依据。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当天，新华社记者曾在英国剑桥专访了伦福儒。有过三访良渚遗址实地考证经历的伦福儒说，“精美的玉器、有规模的古城、宏大的水利工程，都表明良渚早在5000年前就已是‘一个组织度极高的社会或国家形态’，这意味着中国文明始于5000多年前”。
根据中国的考古与文献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发育状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立的文明定义，冲破了国际流行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贯穿南中北的良渚、仰韶、红山三大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新石器时代中华文化的存在并得到国际社会确认，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
揭示中华文明延续密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结晶。中华文明何以能绵延不断？
文献是中华文明探源的宝库，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古代先贤深邃的思想逻辑、智慧的学理阐释。《尚书》是华夏民族最早描述上古历史和追述古代事迹的文献汇编。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被后人合称为“四书五经”，阐述了中国早期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军事发展史等广泛而丰富的内容。后人对先秦时期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各家学说注解与研究的成果，统称为“经学”。“经学”既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主体，也是古代社会发展主流思想荟萃，更是解开中华文明延续密码的历史文化钥匙。
文字符号被公认为人类文明起源的痕迹，而成熟文字才是真正开启人类文明的记忆符号。汉字符号有着漫长的演绎过程，距今6000多年的先祖石刻象形绘图，即萌生了汉字象形符号。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比甲骨文更早的、距今4000多年的用朱砂书写的文字。经过比对发现，朱砂书写的文字与距今3000多年前在甲骨所刻写的文字符号属于同一个体系，其间却演绎了千余年。考古发掘商都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有15万余片，共约有4500个汉字符号，被破解的约2500个汉字符号为我们存留了丰富的文明信息，尚待破解的2000个汉字符号还蕴藏着有关文明的无数惊喜。2017年11月24日，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文字书写规定为“小篆”方式，经过历代演进，最后“楷书”书写方式被确定。传承几千年的汉字，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明证，还成为文明互鉴的使者，被周边国家用来记载文献。
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从大量古典文献中获取中华文明存续至今的记载颇有意义。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将中国历史连贯、完整地记载在文献中，乃世界唯一；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被《不列颠百科全书》收在“百科全书”条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齐民要术》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梦溪笔谈》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而《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文献，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甘石星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文献之一”。中华文献宝库饱藏取之不尽的文明智慧、用之不竭的实践义理，不仅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演进历程。
考察人类文明史，中国是世界上保留历史记忆最为丰富的国家，浩瀚的历史文献是中华文明的表征，其包罗万象的内容也是中华文明进步的印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查清华表示，现有文献记录的只是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发展的缩影。几千年来，历史文献记载了华夏子孙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越来越强的能力与越来越丰富的情感精神生活，彰显了中华民族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质量。历史文献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自身民族的特质，又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相和合。在新时代，我们不仅要深入探究历史中国的文明与文化资源，而且要自信地续写现实中国、当代中国多彩多姿的文明新篇章。
续写中华文明时代进步
中华文明基因中有着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在与各国文明互鉴中，强调通过交流消弭隔阂、通过交往减少冲突，坚守共存回应优越，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交往实践中达成共识。
在古代中国，创造了玉石之路、彩陶之路、陆上丝绸之路、青铜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表示，“考古学揭示了中华文明从来就不是孤立和封闭的，中国在5000多年以前就通过‘彩陶之路’等，与西方发生有限的交流，距今2000多年前出现了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成长”。
文明是随人类交往的扩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表示，加强文明的交往与交流是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交往的前提是要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寓意是深刻的，是对人类文明新的伟大创造，是人类文明的“升级版”。这既是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独特文明创造，又反过来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类文明的推进与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