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
劉志丹（中文拼音：Liu Zhidan；1903－1936），名景桂，字子丹、志丹。陝西保安（今志丹縣）人。早年就讀于永甯山高等小學。1922年考入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1923年被選為校學生自治會主席，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春轉為中共黨員（一說1926年在黃埔軍校轉為中共黨員）。“五卅運動”後，抱定“走最艱難的路”的決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1926年參加北伐誓師大會，後被派到國民軍聯軍第四路軍馬鴻逵部任政治處處長，為提高部隊政治素質，改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夏，馮玉祥在東出潼關參加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各部隊中實行“清党”，劉和20多名共產黨員被關進兩節悶罐車押送到武勝關外湖北境內的孝子店火車站。劉費盡周折抵達漢口，經中共組織安排回陝，擔任中共陝西省委交通，往返於上海和豫陝間，做秘密聯絡工作。
1928年春，中共陝西省委派劉志丹和唐澍、盧紹亭、謝子長等陸續前往駐洛南的陝軍暫編第三旅許權中（中共黨員）部，加強中共對該部的領導。5月中旬，許旅擺脫軍閥混戰，開赴華縣參加渭華起義。部隊在高塘進行改編，成立西北工農革命軍，劉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革命軍和暴動農民相結合，形成了以華縣的高塘、渭南的塔山為中心的大片紅色武裝割據區域，在渭南崇凝建立起陝西第一個區級蘇維埃政權。由於敵強我弱，渭華起義遭到失敗。7、8月間，劉化裝潛回西安，向中共陝西省委彙報渭華起義經過，後被派回陝北榆林，參加中共陝北特委領導工作。1929年3月，被選為中共陝西臨時省委委員、候補常委，仍在陝北特委負責軍事工作，並於4月接替謝子長擔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還一度主持特委工作。為貫徹特委第二次擴大會議精神，劉回家鄉保安從事兵運活動。他和曹力如等通過合法鬥爭，分別擔任了該縣民團的正、副團總，把一個本來反動的民團，改造成由中國共產黨掌握的武裝力量。保安縣民團主要活動在陝甘邊界的“三不管”地區，發動党團員“占山頭鬧革命”。劉自己先後打入駐軍張廷芝、蘇雨生、陳珪璋、譚世麟等部，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兵運工作。
1930年10月初，劉與謝子長同赴綏德參加中共陝北特委第三次擴大會議。會議貫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擴大會議精神，決定合併黨團特委等組織，成立陝北行動委員會軍事指揮部，謝、劉分任正副總指揮。會後，劉返回保安，在永寧山組織革命武裝，很快發展到200多人，因遭敵優勢兵力攻擊而被打散。1931年春，劉奉命再到駐甘騎兵第四師蘇雨生部，被委任為團長，駐旬邑職田鎮，準備起義。因計畫洩密，劉被捕關押彬縣。旋經中共組織和南漢宸、杜斌丞等營救獲釋，又打入駐平涼的甘軍新十三師陳珪璋部，並以陳的名義在甯縣建立了第十一旅，自任旅長。這時，為執行中共陝西省委“策動甘軍五個旅兵變”的冒險計畫，十一旅被敵打散。劉隻身回南梁，經過艱苦努力，又聚集起了一支三百餘人的隊伍，人稱南梁遊擊隊。“九一八事變”後，南梁遊擊隊與楊重遠、閻紅彥、師儲傑、楊琪等領導的陝北遊擊支隊在南梁一帶會合，1932年1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軍，劉任副總指揮兼第二大隊大隊長。2月，按照中共陝西省委指示，反帝同盟軍在甘肅正寧縣三嘉原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設立總指揮部，謝子長任總指揮。4月，省委常委杜衡到旬邑，撤銷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和謝子長的總指揮職務，將部隊改編為三、五兩個支隊，劉任第三支隊支隊長。5月，省委又決定恢復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任命劉為總指揮。在劉的指揮下，遊擊隊半個月挺進數百里，經過五個縣，取得了九戰八勝，殲敵1400人，繳槍1200餘枝的重大勝利。7、8月間，閻紅彥、謝子長先後任總指揮。由於強敵進“剿”，遊擊隊在打了一些勝仗後，分成三路堅持在陝甘邊一帶與敵周旋。12月，杜衡以中共中央任命的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身份在宜君楊家店子（今屬旬邑）對陝甘遊擊隊進行整編，指責劉、謝等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土匪路線”，撤銷了他們的領導職務。緊接著，杜衡宣佈陝甘遊擊隊正式整編為紅二十六軍第二團，由他任軍、團兩級政委，劉改任團政治處處長、參謀長。在中共陝西省委和陝甘邊特委領導下，劉和團長王世泰等指揮紅二團南征北戰，開闢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然而，杜衡卻否定了劉等在陝甘邊發展、鞏固根據地的正確做法，強令紅二團南下關中。結果，在藍田被國民黨軍包圍，突圍中部隊被打散。劉死裡逃生，歷盡艱險，於1933年10月返回照金根據地。
此前，1933年夏，王泰吉率領騎兵團在耀縣起義，與張邦英、陳學鼎帶領的耀縣遊擊隊先後進入照金根據地，8月中旬成立了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王泰吉任總指揮。10月，劉回照金後被任命為參謀長。1934年1月，劉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師長，5月任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還出任陝甘邊軍政幹校校長，分批訓練各級幹部和戰鬥骨幹。他總結經驗，提出建立陝北、隴東、關中三個遊擊根據地，以互相支援。這三塊根據地以南梁為中心，紅二十六軍居中策應，得到很大的發展。國民黨當局對此大為驚慌，從1934年2月起，陝、甘、寧三省的國民黨軍隊對陝甘邊蘇區和紅二十六軍發動了第一次反革命“圍剿”，形勢異常緊張。劉指揮紅二十六軍主力在地方遊擊隊配合下，採取避強打弱的戰術，尋機殲敵，取得九戰九捷的勝利。至11月，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剿”，紅二十六軍發展到五個團，開闢了十多個縣的蘇維埃區域，正式成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
1935年2月，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統一陝甘邊和陝北黨與軍隊的領導，劉任西北工委委員、西北軍委主席（一說謝子長為軍委主席）。此後，在第二次反“圍剿”中，劉制定出集中主力在運動中各個擊破敵人的方針，先後解放了六座縣城，終於實現了把陝甘邊和陝北蘇區聯成一片的意圖，遊擊區擴大到30多個縣，蘇區人口逾百萬，主力紅軍發展到5000多人，遊擊隊發展到4000多人，在20多個縣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由於西北紅軍在劉等指揮下英勇作戰，有力地配合了紅一方面軍的北上，使這塊全國僅存的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同年8月，國民黨又發動對西北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劉乘敵部署尚未就緒，指揮紅軍首先打垮了剛渡過黃河的閻錫山部兩個旅，迫使閻軍退回山西；接著又集中兵力進攻北線敵人。9月15日，中共鄂豫陝省委率紅二十五軍到達延川縣永坪鎮，與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合。9月17日，在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的主持下，召開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陝省委和三支紅軍的領導人會議，討論西北地方黨和軍隊的統一領導與第三次反“圍剿”問題，決定成立中共陝甘晉省委，並改組了西北軍委，將三支紅軍合編成紅十五軍團。劉在省委與軍委中未擔任職務，只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兼參謀長。會後即返回前線，與軍團長徐海東等一起指揮了勞山戰役並取得重大勝利。正在這時，執行“左”傾教條主義方針的西北代表團和陝甘晉省委主要負責人，提出了爭取與陝南、川陝蘇區連成一片的冒險計畫，並開展了所謂的反“右傾”鬥爭，直至發展到錯誤肅反。他們攻擊劉“一貫右傾”，甚至誣衊劉是“白軍軍官”、“反革命”，下令逮捕。正由前線返回瓦窯堡的劉志丹，在途中遇見了去紅十五軍團送信的通信員，順手把要送的“急件”交給了劉。劉拆開一看，原來是逮捕自己的密令。為了顧全大局，他還是策馬奔向西北代表團駐地，剛一落腳即被投入監牢。先後被捕的還有他的戰友習仲勳、張秀山、劉景範等。錯誤肅反使中共組織和紅軍被嚴重削弱，軍心動搖，民心不穩，加上國民黨的第三次“圍剿”還在繼續，西北蘇區陷入嚴重危機。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吳起鎮，得知陝北肅反造成的惡劣後果，當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並派王首道等赴瓦窯堡，釋放了劉等被監禁人員。毛澤東、周恩來進駐瓦窯堡後接見了劉。不久，劉被任命為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後方辦事處副主任、紅二十八軍軍長、紅軍北路總指揮和瓦窯堡警備司令。
1935年華北事變後，劉和毛澤東、彭德懷等於12月8日聯合署名發表了《告陝甘蘇區工農勞苦群眾書》，號召勞苦群眾爭當紅軍，“和萬惡的敵人血戰”，“來保衛我們神聖的蘇區”。
193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黃河東征。劉和宋任窮率紅二十八軍連戰皆捷，使神（木）府（穀）紅色區域和西北蘇區得到鞏固與發展，然後由神木巧渡黃河，進軍山西，奔赴抗日前線。4月14日，劉在前線指揮部隊攻打中陽縣三交鎮時，不幸中彈犧牲。噩耗傳來，萬民悲慟，黨、軍隊、人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為中國革命做出的巨大貢獻。同年6月，為紀念這位西北紅軍和西北蘇區的主要創建人，中共中央決定將保安縣改名志丹縣。1942年在他犧牲六周年時，毛澤東揮毫題詞：“我到陝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人民為他舉行隆重的公葬典禮，幾乎所有在延安的中央領導同志，都為他題了詞。毛澤東的題詞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朱德的題詞是：“紅軍模範”；周恩來的題詞是：“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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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經中央軍委確定，33人被冠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的稱號，1994年8月又確定增補3人，共計36人。其中有五位國家主要領導人，10位元帥，10位大將。有11人在新中國建立前獻身。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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