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
劉伯承（中文拼音：Liu Bocheng；英語：Liu Bocheng；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名伯昭，字伯承，小名孝生，以字行。四川開縣（今重慶市開州區）人。中國共產黨第八至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29師師長、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南京市市長。有“川中名將”、“軍神”的稱號。
1892年12月4日生於四川省開縣趙家場。5歲讀私塾，12歲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5歲時因父病故、家庭困難，被迫輟學務農，飽嘗生活艱辛，立志“拯民於水火”。1911年，當辛亥革命的風暴席捲神州大地之際，毅然選擇了從軍之路，投入了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1912年2月考入重慶蜀軍政府開辦的將校學堂。1912年底畢業後被分派到川軍第5師熊克武部，先後任司務長、排長、連長。1913年參加四川討袁之役，失敗後於1914年在上海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5年底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餘人的隊伍，組成川東護國軍第4支隊。1916年3月在指揮攻打豐都縣城時，右眼中彈致殘。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川軍第5師第9旅參謀長、四川督軍署警衛團團長。1923年參加討伐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戰爭，任東路討賊軍第1路指揮官，取得馳援龍泉驛等戰鬥的勝利。8月在作戰中右腿負重傷。在成都治療期間，結識川籍共產主義者楊闇公、吳玉章，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4年10月起，隨吳玉章到上海、北京、廣州等地考察國民革命形勢和中國社會現狀，途中所見所聞，使他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1926年5月經楊闇公、吳玉章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任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委員，奉命與楊闇公、朱德等發動瀘（州）順（慶）起義。由於他熟知川軍情況且素負眾望，被賦予“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的重任。在歷時167天的起義過程中，他調兵遣將，進退有方，安民治政，措置裕如，有力地策應了北伐戰爭，實現了中共中央關於抑制四川軍閥部隊東下威脅武漢的戰略目的。1927年4月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暫編第15軍軍長，這是中共黨員在國民革命軍中被任命的第一個軍長職務。7月下旬秘密轉赴南昌，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同年底奉派赴蘇聯學習軍事，先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後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
1930年夏學成回國，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長江局軍委書記兼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協助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處理軍委日常工作，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並負責講授暴動方略、遊擊戰、運動戰等課程。1932年1月前往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10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取得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期間，撰寫《現在遊擊隊要解答的問題》、《到敵人後方開展遊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並翻譯多篇蘇軍教材和理論文章，促進了紅軍幹部軍事素質的提高。1934年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反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在作戰指揮上的教條主義和專橫作風而被撤銷總參謀長職務，降任第5軍團參謀長。
長征初期，協助軍團長董振堂執行後衛任務，掩護中央機關通過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1934年底複任紅軍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1935年1月指揮先遣部隊突破烏江，智取遵義，甩開了敵軍主力，使傷亡大半、疲憊不堪的中央紅軍獲得了一次難得的短期休整。遵義會議上，他堅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會後，協助毛澤東等組織指揮了四渡赤水、二進遵義等戰役，使部隊跳出了敵軍包圍圈，直插雲南北部，並親率幹部團搶佔皎平渡，保障全軍渡過天險金沙江。5月兼任紅軍先遣隊司令，同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部進入大涼山，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繼而指揮所部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打開紅軍北上的通路。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後，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方針，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鬥爭，被張國燾撤銷總參謀長職務，降為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任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紅軍總參謀長、援西軍司令員等職。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和政治委員鄧小平一起，率部奮戰在太行山上。面對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軍，他經常用“勇是男兒頭上的桂冠”、“無角綿羊受欺壓，有蟄的黃蜂不可侮”等話語來激發將士們的對敵鬥爭信心。他指揮部隊先後進行了夜襲陽明堡、設伏七亙村以及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冀南反十一路“掃蕩”、百團大戰中的正太榆遼等一系列著名戰役戰鬥，給侵華日軍以沉重打擊，創建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戰略方針，積極組織正規軍、遊擊隊和民兵相結合的遊擊集團，並組建大量武裝工作隊，實行“敵進我進”，向敵佔區、交通線廣泛出擊，粉碎了日偽軍的頻繁“蠶食”和殘酷“掃蕩”。與此同時，他率部多次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對根據地的進犯，牢牢把緊太行山這道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南大門”，使“平遼半壁山”得以免遭敵寇的蹂躪塗炭。1942年，他與鄧小平領導根據地軍民實行生產自給，減租減息，精兵簡政，度過了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歲月。1943年9月赴延安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6月當選為第七屆中央委員。
日本投降後就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于1945年9～11月率部發起上黨戰役和邯鄲戰役，殲北犯的國民黨軍近6萬人，並爭取其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編第8軍軍長高樹勳率部起義，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慶與國民黨的談判，打破了蔣介石北進的戰略企圖，為實現黨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方針作出重要貢獻。內戰全面爆發後，兼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與鄧小平指揮所部以大踏步的運動戰，於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後取得隴海、定陶、巨野、鄄城、滑縣、巨金魚、豫皖邊、豫北等一系列戰役的勝利，殲敵數十萬，解放大片地區，挫敗國民黨軍的戰略進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戰場的作戰。1947年6月30日，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關於“大舉出擊，經略中原”的戰略決策，與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12萬人在300裡正面上一舉突破國民黨軍“黃河防線”，發起魯西南戰役。他採取“攻其一點，吸其來援，啃其一邊，各個擊破”戰法，指揮部隊經過28天連續作戰，取得殲敵4個整編師6萬餘人的重大勝利，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8月，劉鄧大軍分三路揮師南下，開始了千里躍進大別山、直搗國民黨統治腹心的壯舉。途經汝河時，在前有阻敵、後有追兵的緊急關頭，提出“狹路相逢勇者勝”的響亮口號，並和鄧小平親臨前衛團指揮作戰，終於殺開一條血路。隨後，在遠離根據地、無後方作戰的困難條件下，粉碎敵人33個旅對大別山的重點進攻。繼而與出擊隴海線的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挺進豫西的陳謝集團密切協同，在江淮河漢之間大量殲滅敵人，逐步在鄂豫皖邊地區完成戰略展開，實現了中央和毛澤東設想的最好前途——站穩腳跟，創建鞏固的根據地。經過10個多月的艱苦作戰，殲敵30余萬人，解放縣城100餘座，開闢並擴大了中原解放區，形成三路大軍互為犄角、機動殲敵、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國民黨軍陷於被動防禦地位，對扭轉全國戰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把以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為起點的戰略進攻稱作中國革命“歷史的轉捩點”。
1948年5月起任中原軍區、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11月，根據中央軍委決定，與鄧小平、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同徐淮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進行戰略決戰。他戰前提出：“我們的打法是夾其額、揪其尾、斷其腰，置之於死地而後已。”戰役第一階段，在殲滅黃百韜兵團的同時，他和鄧小平、陳毅根據戰場實際情況，果斷地指揮部隊截斷徐蚌鐵路，使徐州之敵完全陷入孤立。接著他和鄧小平指揮中原野戰軍主力在雙堆集地區圍殲黃維兵團，成為准海戰役承前啟後的關鍵一仗。整個淮海戰役以殲敵55萬餘人的巨大勝利而告終，大大地加速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1949年4月參與指揮渡江戰役，實施京滬杭會戰，並親自指揮第二野戰軍主力分三路直出浙贛鐵路，解放了皖南、浙西、贛東北、閩北廣大地區。南京解放後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11月與鄧小平率部進軍西南，12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他出色地執行了毛澤東提出的遠距離迂回包圍的作戰方針，拊敵側背，斷敵逃路，各個殲敵，同時通過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促成大批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率部起義和投誠，在近半年的時間內共殲敵約90萬人，解放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割據西南、伺機反攻的企圖。與此同時，他還領導了剿匪作戰和進軍西藏的準備工作，為鞏固西南邊疆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950年11月建議並受命在南京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治委員。為了辦好這所人民解放軍第一個諸軍兵種合成的高等學府，他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親自培訓師資、撰寫審定和翻譯教材，常常是“三更燈火五更雞”，宵衣旰食，手不釋卷。他通過在軍事學院陸續創立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防化兵、情報等系，繁衍發展了我軍諸軍兵種齊全的指揮院校體系，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高級軍官。他在教育訓練軍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對國防和軍隊建設有著深遠的影響。1954年起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1955年9月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7年9月調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1959年任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組長。1962年參與指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關心國防事業和軍隊建設，適時為中央軍委、總部出謀劃策。他提出的許多極富遠見卓識的戰略性建議，在加強國防建設和保衛邊疆的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82年後，由於年齡和健康原因辭去黨政軍領導職務。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劉伯承的一生，經歷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全部過程。他判斷敵情準確，計畫戰鬥周密，善於出奇制勝，以神機妙算、足智多謀著稱。朱德元帥曾讚譽他“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為國家不可多得的將才”。陳毅元帥留下過“論兵新孫吳，守土古范韓”的名句。鄧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寫道：“伯承同志是我黨我軍的大知識份子，大軍事家。他的軍事指揮藝術和軍事理論造詣，在國內外屈指可數。”“對於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伯承是有大貢獻的。”面對榮譽和功勞，他本人生前曾謙遜地說：“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因此，我願意在党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其主要著述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譯著有《蘇軍步兵戰鬥條令》、蘇軍《合同戰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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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經中央軍委確定，33人被冠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的稱號，1994年8月又確定增補3人，共計36人。其中有五位國家主要領導人，10位元帥，10位大將。有11人在新中國建立前獻身。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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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生平
軍旅初期
1892年12月4日，劉伯承出生于四川開縣（今重慶市開縣）。1912年考入蜀軍政府陸軍將校學堂。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參加熊克武四川討袁軍，失敗後，流亡上海。1914年，在上海加入孫中山中華革命黨。
1916年1月，從上海返回四川，參加川東地方武裝“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3月在攻佔豐都時右眼中彈致殘，後編入熊克武川軍第五師，任第九旅參謀長。1923年在討伐吳佩孚的戰爭中任熊克武四川討賊軍第一路前敵指揮官，取得了成都龍泉驛等戰鬥的勝利，被譽為川中名將。
關於劉伯承右眼致殘之事，有如下記載。1915年12月，劉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參加了第二次討袁戰爭，即護國戰爭。1916年3月，在攻打豐都的戰鬥中，劉伯承頭部連中兩彈，一彈從右邊太陽穴射入，穿透右眼射出，後感染化膿，由德國醫生威廉•阿曼沃克醫生為其清除眼眶內的腐肉，為保護腦部，劉伯承拒絕用麻醉藥，手術進行了3個多小時。事後德國醫生問他疼得厲害否，劉伯承答道自己在數他割了多少刀。德國醫生大驚，問他自己割了多少刀，劉伯承答“割了72刀”。德國醫生稱讚劉伯承是“軍神”。
1924年在成都養傷期間認識楊闇公，開始認識中國共產黨。1925年，隨吳玉章赴廣州、上海、北京等地考察。1926年5月，經過兩年時間考慮，決定加入中共，經楊闇公、吳玉章正式介紹加入，任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委員。
瀘順起義
然後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名義回到四川，策動四川響應北伐革命。同年12月與楊闇公、朱德、陳毅等發動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領導的武裝暴動——瀘順起義（瀘州、順慶），任起義軍四川各路總指揮，打擊四川軍閥劉存厚。後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15軍軍長（未就職，1927年4月撤）。
南昌起義
1927年8月1日，與周恩來、朱德、賀龍等人發動南昌起義，任起義總參謀長。1927年11月，與吳玉章、葉劍英等30人赴蘇聯學習，先後在高級步兵學校及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0年8月，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長江局軍委書記。1932年10月，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長征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劉伯承任紅軍總參謀長，指揮了強渡大渡河、奪取瀘定橋等戰鬥，最終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協議，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劉伯承任八路軍129師（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129師）師長，被授予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他與鄧小平一起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抗日鬥爭。在隨後的13個年頭裡，兩人一直並肩戰鬥，129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即二野、中野）後來也被稱為“劉鄧大軍”而載入史冊。
太行山上
1938年，劉鄧二人率軍在河北南部的平原地區開闢了抗日根據地，在1至9月間運用劉鄧二人共同創造的“麻雀戰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其中129師夜襲陽明堡機場。從1937年到1945年，劉鄧大軍開闢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劉伯承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
在太行山其間，劉伯承執行“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方針，擴大並鞏固太行山根據地。
1938年2月22日，劉伯承指揮部隊在長生口設伏，殲滅了日軍一個加強中隊。3月16日，又在神頭嶺消滅敵軍1500餘人。
之後，劉伯承率軍進一步發展，收復長治、沁縣等十八座縣城，將日軍趕出了晉東南。
1940年8月，劉伯承與彭德懷等人對日本軍隊發動百團大戰，斃傷日軍4.4萬人。之後，應對了日軍多次大規模掃蕩，度過了太行山根據地最艱苦的時期。
解放戰爭時期
上党和平漢戰役
抗日戰爭結束後，劉伯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抗戰開始時只有9000人的129師，此時已發展成為近30萬人的大型野戰軍。1945年9月，劉鄧大軍在上党戰役中成功運用“圍三闕一，網開一面。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術殲滅閻錫山軍隊3.5萬人，隨後發起平漢戰役，並同樣取勝，配合了毛澤東在重慶進行的談判。這次戰役勝利後，劉鄧大軍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隴海路作戰
1946年6月，國民黨軍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其時，山東局勢緊張，劉伯承根據中共中央命令，率軍出動至南線作戰。之後，劉伯承率軍三次出擊隴海路，將國民黨軍第三師、四十七師、四十一師吸引了過去。劉伯承隨後採取各個擊破的戰術，尋殲國軍有生力量，採取打運動戰、找弱點的方法。在一年內消滅國民黨軍100個旅，取得了內線作戰的勝利。
雖然內線作戰取得了勝利，但同時戰爭對解放軍根據地造成了巨大的消耗，因此，解放軍在內線作戰取得勝利後決定轉入外線作戰，將戰爭引向國民黨政府控制區。1947年6月，石林會議之後，劉伯承開始準備率軍出擊外線。
魯西南戰役與挺進大別山
1947年中旬，解放軍轉入局部反攻，劉伯承按計劃率軍實施中央突破，直插大別山。六月底，中野強渡黃河，擊潰過軍河防部隊。過河後，劉伯承指揮發起魯西南戰役，殲滅國民黨軍9個半旅。此時華東部隊因為連續作戰十分疲勞，中原野戰軍遂為了配合華東野戰軍，開始向大別山躍進。
1946年8月，劉鄧大軍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
1947年6月30日，劉鄧率軍南渡黃河，進入大別山地區，並站穩了腳跟。開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隊的全國性戰略進攻。
淮海戰役
1948年，劉伯承參與指揮具有重大意義的淮海戰役，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劉伯承指揮中野攻克宿縣，有力的配合華野在碾莊圍殲黃百韜兵團。在淮海戰役第二階段負責指揮將黃維兵團包圍在雙堆集並殲滅，實現了淮海戰場承前啟後的轉折。
渡江戰役
1949年4月21日，劉伯承與鄧小平、陳毅指揮的部隊渡過長江，旋即佔領了南京。
進軍大西南
1949年下半年，劉伯承和鄧小平率軍進軍大西南，通過南泉戰役、成都戰役等一系列戰役，攻下了四川、雲南、貴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底，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負責西南剿匪、建設和進軍西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軍事學院院長時期
1951年1月，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主張“治軍必先治校”。
1955年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7年9月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
中印戰爭
1962年中印戰爭中擔任解放軍參謀顧問，事實上直接指揮中方軍隊作戰大勝印軍。被認為對這場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劉伯承則自稱自己是“編外參謀”。
1966年1月起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任第二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晚年
1980年8月17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批准了劉伯承關於辭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的請求。
1981年，《劉伯承回憶錄》出版。
1982年因年齡和健康原因辭去黨、國家和軍隊領導職務。同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屆七中全會通過了《給劉伯承同志的致敬信》。
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劉伯承逝世後，骨灰撒向祖國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