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
周恩來（中文拼音：Zhou Enlai；英語：Zhou Enlai；1898～1976），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原藉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後赴日本求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重要轉折。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並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1920年去歐洲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1922年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為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1923年被國民黨本部委任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和代理執行部長等職，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國，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並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於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後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為保證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為聯繫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實際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並繼續被選為中央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成發動武力拘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後，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他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並先後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積極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在1945年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制止內戰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並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46年後，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同時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任政府總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長；當選為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四屆主席。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1949～1952年他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準。1953～1957年“一五”計畫期間，他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他提出建設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化目標，組織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推動了國家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1961～1965年為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失誤，扭轉經濟困難局面，他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特別關注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並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份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
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並擔負了後勤保障的組織工作，領導了中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1954年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協議，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他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作為國與國關係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使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積極貫徹。他先後訪問過亞洲、非洲、歐洲幾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維持國民經濟建設；為保護大批領導幹部和民主人士，恢復和落實黨和國家的政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在挫敗林彪、江青集團種種分裂和奪權陰謀活動中，起到了控制和穩定局勢的重要作用。他為開拓外交新局面，實現中美緩和、中日關係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貢獻。
1972年他被診斷出患有膀胱癌後，仍然堅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重新提出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鼓舞了人民戰勝困難的信心。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由於他一貫勤奮工作，嚴於律己，關心群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1976年4月清明節前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大批黨員、工人、學生、幹部甚至士兵和農民，為了紀念他，也為反對當時還當權的“四人幫”，舉行自發的集會，被稱為“天安門事件”，並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抗議運動，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 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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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經中央軍委確定，33人被冠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的稱號，1994年8月又確定增補3人，共計36人。其中有五位國家主要領導人，10位元帥，10位大將。有11人在新中國建立前獻身。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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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年譜
1898年
3月5日，生於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紹興縣（今紹興市）。
1910年
春，到奉天省銀州（今遼寧省鐵嶺縣），入銀崗書院讀書。秋，到奉天府（今瀋陽市）入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後改名東關模範學校）學習。
1913年
春，到天津。
8月，考入天津南開學校。
1917年
6月，南開學校畢業。
9月，赴日本留學。在日期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
1919年
4月，離日本回國。參加五四運動，是天津學生界主要領導人之一。
9月，參與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入南開學校大學部（後改為南開大學）學習。
1920年
1月，在領導天津學生愛國運動中被捕。在獄中宣講馬克思主義。7月出獄。
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
1921年
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
1922年
6月，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負責宣傳工作。
1923年
2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其“旅歐之部”，任書記。
11月，國民黨駐歐支部成立，當選為執行部總務科主任。
1924年
7月，奉調回國，9月抵廣州。
10月，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
11月，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
1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2月，在中共廣東區委內改任常委兼軍事部長，參與領導黃埔軍校校軍進行第一次東征。
8月8日，和鄧穎超結婚。
9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東征軍總政治部總主任，少將軍銜。
10月，參與領導第二次東征。
11月，被任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
1926年
2月，任第一軍副黨代表。
3月，“中山艦事件”後，和毛澤東等主張反擊蔣介石，未被採納。
12月，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
1927年
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任總指揮。“四一二”事變後，主張“迅速出師，直指南京”，“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
5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7月12日，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
8月1日，作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南昌起義。
1928年
夏，籌備並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作組織問題報告和軍事報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任常委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
11月回到上海。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9年
8月，兼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起草中央8月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口授並審定中央9月給紅四軍的指示信，闡明紅軍的任務、前途、戰略、發展方向等，指出毛澤東仍應為紅四軍前委書記。
1930年
3月，離上海去莫斯科。
7月，在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
8月回上海。
9月，和瞿秋白一起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1年
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
12月，到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2年
10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3年
春，和朱德領導紅軍戰勝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
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4年
2月，當選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0月，參加長征。
12月，在貴州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採納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紅軍西渡烏江北上。
1935年
1月，出席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議委託周恩來為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在四川省懋功以北兩河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代表中央提出紅軍應北上川陝甘創建根據地，得到會議一致通過。此後經過與張國燾的鬥爭，和毛澤東等率紅一方面軍主力于10月到達陝北蘇區。
1936年
4月9日夜，和張學良會談，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共識。
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任中共代表到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7年
代表中國共產黨在西安、杭州、廬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7月，起草《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
9月，到山西開展華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對日作戰工作。
12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到武漢，為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成員。
1938年
參與領導長江局所屬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推動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建和發展。
3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
9月，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12月，到重慶。
1939年
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任書記，領導南方各省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推動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
2月，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確定新四軍的發展方向和戰略、方針、任務等。
3月，回祖籍紹興，並指導浙江等省中共地下黨工作。
6月返延安。
7月，因墜馬右臂骨折。
8月，赴蘇聯就醫。
1940年
3月，回到延安。
5月，到重慶繼續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
1941年
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封鎖消息，周恩來為《新華日報》書寫題詞和詩：“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正抗議，並在中共南方局內部署應變措施。
1942年
組織中共南方局幹部參加整風學習。
1943年
為配合整風教育，多次召開中共南方局、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和新華日報館黨員幹部會議，講述中共黨史。
7月，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中共七大籌備工作。
1944年
5月，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為主席團成員。
10月，在延安各界舉行的雙十節慶祝會上發表《如何解決》的演說，指出挽救當前國內危機的唯一正確方案是召開緊急國是會議，取消一党專政，成立聯合政府。
11月，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2月，回延安。
1945年
1月，再到重慶談判。2月，回延安。
4至6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作《論統一戰線》的發言，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仍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8月，日本宣佈投降後，和毛澤東、王若飛代表中國共產黨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
10月10日，和王若飛代表中國共產黨在《會談紀要》上簽字。
1946年
1月上旬，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同馬歇爾、張群組成的三人委員會，通過談判，達成停止軍事衝突的協定。
1月10日至31日，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5月3日，率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至南京。隨後與軍事三人小組其他兩方人員赴湖北宣化店阻止國民黨軍隊向中原解放區進攻，並同中原部隊領導人研究、部署了突圍方案。這期間，周恩來極力防止內戰，爭取實現國內和平，但國民黨軍隊終於在6月26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
11月19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返延安。
12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長。
1947年
3月18日，和毛澤東等撤離延安，之後轉戰陝北，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戰場的人民解放戰爭，同時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第二條戰線鬥爭。
8月，代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
4月下旬，到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今屬平山縣），協助毛澤東組織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1949年
3月25日，和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
4月，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談判，提出《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接受。21日，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
6月，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上當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共同綱領》起草小組組長。
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作《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10月，當選為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2月，指出中國經濟建設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領導。
1950年
1至2月，和毛澤東在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會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準備越過“三八線”。30日，周恩來指出“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上旬，美軍越過“三八線”向朝中邊境進犯。周恩來協助毛澤東組織和領導抗美援朝戰爭。
1951年
2月，周恩來、陳雲等六人領導小組成立，組織領導第一個五年建設計畫的編制工作。
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開始，直接領導中國方面的談判工作。
12月，兼任中央轉業委員會主任。
1952年
4月，作《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的報告，指出我國堅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8月，主持擬出《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提出“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方面”。
1953年
1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選舉法起草委員會主席。
12月，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4年
2月，主持研究國家体委工作，提出要為保衛祖國、建設社會主義鍛煉身體。
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
6月下旬，訪問印度、緬甸，與兩國總理分別發表聯合聲明，共同宣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處理國家關係的指導原則。
7月，日內瓦會議達成印度支那停戰協定。回國途中訪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蘇聯、蒙古。
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在我國“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在會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仍兼外交部部長。
12月，當選為第二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
1955年
3月，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西藏工作，指出要想方設法減輕西藏人民的負擔，由國家給以財政補助。
4月，率中國代表團抵印尼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會上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了會議的成功。會後訪問了印尼，雙方簽訂了《中國和印尼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
6月，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講話。
1956年
1月，作《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指出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會後，主持制訂十二年科技規劃。
5月，談文藝要貫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
9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
11至12月，訪問越南、柬埔寨、印度、緬甸、巴基斯坦。
1957年
1至2月，訪問蘇聯、波蘭、匈牙利、阿富汗、印度、尼泊爾、錫蘭（今斯里蘭卡）。
8月，在青島出席民族工作座談會，系統闡述中國共產黨關於民族工作的理論和政策。
12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上海陸海空軍軍官大會上作《進一步提高軍隊的政治素養》的報告。
1958年
2月，訪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宣佈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撤出朝鮮。
6月，批准創辦中國科技大學。
1959年
1至2月間，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
4月，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繼續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
1960年
4月，訪問緬甸、印度、尼泊爾。
5月，訪問柬埔寨、越南、蒙古。
8月，接見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等，提出對日貿易三原則。
8至9月間，主持制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個方針在翌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通過。
10月1日，和緬甸總理吳努簽訂中緬邊界條約。
1961年
1月，率友好代表團訪問緬甸。
4至5月，到河北省邯鄲地區農村調查研究。
10月，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
1962年
1至2月，出席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在會上提倡“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指出：“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
3月，在全國科學工作會議、戲劇創作會議上作《論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並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肯定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
4月，在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致閉幕詞，著重講我國國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提出“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更多可以動員的因素，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擴大我們的民主生活”。
11月起，主持領導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工作。
1963年
1月，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12月，訪問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闡明中國同阿拉伯國家關係的五點立場，隨後訪問了阿爾及利亞、摩洛哥、阿爾巴尼亞。
1964年
1至2月，訪問阿爾巴尼亞、突尼斯、加納、馬里、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緬甸、巴基斯坦、錫蘭（今斯里蘭卡），提出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
10月，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鄭重宣佈：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並提出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建議。
12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宣佈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我國將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提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分兩步走和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1965年
1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全國委員會主席。
3至4月，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巴基斯坦、緬甸、印尼。
6月，訪問巴基斯坦、坦桑尼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
7月，到新疆視察。
1966年
3月，赴河北邢臺地震災區視察、慰問。
6月，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
5月後，進入“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文化大革命”中，為維護党和國家正常工作的繼續進行，為儘量減少損失，為保護大批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
1967年
1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抓革命、促生產大會上講話。
2月，主持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碰頭會，會上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批評。
7月，在江青、康生等煽動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門外成立“揪劉（劉少奇）火線”，圍困中南海。“揪劉”活動持續近一個月，周恩來多次批評“造反派”，並堅持不搬出中南海，使他們的罪惡企圖未能得逞。
1968年
極力維護工農業生產，制止武鬥，解放幹部，促進聯合。
12月4日，向新華社指示：對外宣傳中極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69年
4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9月，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就舉行中蘇邊界談判、防止武裝衝突等達成諒解。
1970年
4月，訪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6月，批示：“防保守，排極左，仍是當前主要任務。”
1971年
3月，訪問越南。
4月，指出：否定一切“是極左思潮”。
7月，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北京秘密會談。
9月13日起，連續三天三夜處理林彪叛國事件，使國家轉危為安。之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
10月，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得到恢復。
1972年
2月，同美國總統尼克森會談，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
5月，發現癌症。
7月，提出要加強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
8月，再次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
9月，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會談，簽署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
8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10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敦促加速解放幹部工作。本年國民經濟逐步回升，是“一五”計畫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
1974年
6月1日，病重住院，此後，在醫院中仍工作不止。
9月30日，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周年招待會。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席國慶招待會。
1975年
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重新提出向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前進。在會上繼續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
9月7日，在醫院最後一次會見外賓。
12月20日，最後一次約中央部門負責人談工作。
1976年
1月8日，在北京逝世。
紀念
故居及紀念館
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周恩來青年時代在津革命活動紀念館、天津覺悟社紀念館、南開大學周恩來雕像、南開中學周恩來雕像、南開大學“我是愛南開的”紀念碑
浙江紹興市：周恩來祖居
江蘇淮安市楚州區：駙馬巷周恩來故居、周恩來紀念館
江蘇淮安市清河區：漕運西路周恩來少年讀書處（萬公館，外祖父家）
江蘇寶應縣：周恩來少年讀書處
江蘇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
江西廬山牯嶺周恩來紀念館
遼寧瀋陽：瀋陽周恩來少年讀書舊址紀念館
遼寧鐵嶺：鐵嶺周恩來少年讀書舊址紀念館
北京: 西花廳周恩來故居，毛澤東紀念堂的周恩來廳
陝西延安：周恩來棗園故居
廣東揭陽：周恩來揭陽革命活動舊址
日本京都：周恩來詩碑，位於日本京都西北嵐山山麓的龜山公園
武漢大學珞珈山上周恩來故居
新疆石河子市 周恩來總理紀念碑
紀念文藝影視作品
2008年，電視連續劇《周恩來在重慶》
1998年，大型電視專題片《百年恩來》
1998年，紀錄片《周恩來外交風雲》
1991年，故事片《周恩來》
1990年，紀錄片《周恩來》
1979年，紀錄片《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
歌曲：《大江歌罷掉頭東》，周恩來詩作，傅庚辰作曲。
貨幣與郵票
貨幣：第四套人民幣中最大面額的100元正面為四位中國開國元勳，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
郵票：
1977年1月8日，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中國發行《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志逝世一周年》紀念郵票
1996年1月8日，紀念周恩來逝世二十周年，中國發行《周恩來故里》特種郵資明信片，全套4枚
1998年3月，中國發行《周恩來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郵票一套4枚
1994年，朝鮮發行《紀念中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全套包括4枚郵票、2枚小全張和1枚小型張
古巴、利比理亞、納米比亞、坦桑尼亞等國也發行關於周恩來的紀念郵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