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汉语拼音：Eluosi wenxue；英语：Russian literature），从古代至今可分为三个阶段：古代至1917年的俄罗斯古典文学，1917年底至1991年的苏联俄罗斯文学，1992年至2000年的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古典文学
从古代至1917年可分为古代、18世纪、19世纪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个时期。
古代文学(10世纪末至17世纪) 俄罗斯人的祖先是东部斯拉夫人。约在9世纪末，以基辅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基本形成，通称基辅罗斯。988年基辅罗斯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国家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从拜占廷和保加利亚引入大量宗教书籍，包括发达的古希腊文化，因此俄罗斯的文字、文化和文学的产生与基督教的传入同步。最早的俄罗斯传记《鲍里斯与格列勃行传》等于11世纪成书。最早的编年史是《俄罗斯编年序史》，约作于1113年，书中记载了俄罗斯国家的起源和历代王公的生平与重大历史事件。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佚名作者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12世纪末)。史诗分引子、叙事、尾声三部分，记述了1185年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大公伊戈尔孤军出征南方波洛夫人，兵败被俘并最后逃回罗斯的“悲惨故事”。
从1240年起，罗斯被蒙古人统治200余年，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这段时期留下的作品不多，比较重要的只有《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13世纪70年代)等。1480年伊凡三世击败蒙古人，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开始崛起。这一时期全国性的文学代替了分散的地区性文学，政论文占据了主要地位。
17世纪下半叶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由于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文学开始突破中世纪的格局，题材和体裁日益丰富，出现了自己的音节体诗，如诗人西梅翁·波洛茨基的作品，还有戏剧和富有时代生活气息的世俗故事，如《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等。宗教文学也有了新的特色，以司祭长阿瓦库姆·彼得罗维奇的《行传》(1672～1675)为代表作。这是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为中心而又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文学性较强的作品。
18世纪文学 18世纪前25年的文学无甚发展。30年代以后由于彼得一世的改革，古典主义兴起，并成为以后近半个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流派。A.D.康捷米尔的讽刺诗有力地针砭了社会上的愚昧和封建等级观念。M.V.罗蒙诺索夫写了大量颂诗，褒扬君主英明，提倡科学文化。他将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将音节体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这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他的颂诗与A.P.苏马罗科夫的悲剧被认为是俄罗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50年代，嘲讽性的寓言诗和喜剧先后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讽刺杂志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有N.I.诺维科夫主编的《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此外还有《地狱邮报》(1769)、《杂拌儿》(1769)等。70年代末G.R.杰尔查文的颂诗开始问世，他把讽刺与歌颂、批判与肯定糅合起来，如《费丽察颂》(1782)、《权贵》(1798)，多少突破了古典主义模式。D.I.冯维辛在其优秀喜剧《旅长》(1790年上演，1792～1795年发表）和《纨绔少年》(1782年上演，1783年发表)中，无情地揭露了贵族农奴主的愚蠢和残暴，指出农奴制是万恶之源，从而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
18世纪90年代俄国感伤主义兴起，其倡导者N.M.卡拉姆津打破古典主义的禁忌，将卑贱者的形象写进文学作品，其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写一个农家姑娘与贵族青年相爱，后被遗弃而自杀的悲剧。另一位感伤主义诗人I.I.德米特里耶夫则以寓言、歌谣见长。贵族革命家A.N.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包括长诗《自由颂》(1783)，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公开反对黑暗农奴制度的作品，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沙皇。18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因为有了拉季舍夫的杰出作品，在思想性和批判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世纪文学 由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引起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专制农奴制危机的加深，终于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开始了俄国解放运动史上贵族革命阶段(约1825～1861)。与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学中的各种派别和思潮纷然并立。古典主义、感伤主义继续存在。19世纪初，代表遁世思想的消极浪漫主义也应运而生。其鼻祖V.A.茹科夫斯基的大部分诗歌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的宗教观念。与此同时，又涌现了反对暴政、颂扬自由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如十二月党人K.F.雷列耶夫的《致宠臣》(1820)，A.S.普希金的早期诗歌《致恰达耶夫》(1818)、《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等。此外，还有V.K.丘赫尔别凯、V.F.拉耶夫斯基、奥陀耶夫斯基等十二月党人的诗歌。现实主义文学亦有所加强。如I.A.克雷洛夫的寓言，广泛地表现了社会的弊端和俄罗斯民族的智慧；A.S.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以个性化的语言，刻画出一个具有十二月党人革命情操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的形象。
20～30年代，普希金逐渐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主人公奥涅金是当时先进贵族青年的代表，但是他既不满于上流社会，又远离人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20～30年代是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3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40年代，散文、小说逐渐取代了浪漫主义诗歌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1830)中的《驿站长》开创了写“小人物”的先河；《黑桃皇后》(1833)和《上尉的女儿》(1836)等进一步扩展了题材，促进和巩固了文学主题的民主化。
30年代的M.Yu.莱蒙托夫继承了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在《诗人之死》(1837)、《童僧》(1839)、《恶魔》(1829～1839)等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和对贵族社会的愤怒谴责。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有着细腻、深刻的心理分析，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主人公毕巧林则是奥涅金形象的变种。
30～40年代被称为果戈理时期。N.V.果戈理创作了《小品集》(1835)、《米尔戈罗德》(1835)，如实地揭示了外省地主的猥琐无聊，描写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和大城市的社会矛盾，从而大大地增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成分。标志着俄国文学已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V.G.别林斯基为此写了《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理的中篇小说》(1835)，首次为现实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而《钦差大臣》(1863)和《死魂灵》(1842)将锋芒指向整个官僚地主阶级，有力地讽刺鞭挞了农奴制度的全部腐朽性和反动性，表明俄罗斯文学创作从莱蒙托夫的心理分析的现实主义转变为批判讽刺的现实主义，其抨击、揭露农奴制度的批判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839～1848年，别林斯基先后主持《祖国纪事》(1839～1884)和《现代人》(1847～1866)杂志的评论栏，团结了一大批民主进步作家。40年代，文艺界出现了三大文艺派别：以果戈理的创作为示范，以别林斯基的理论为指导的自然派；代表贵族地主阶级势力的保守派(即斯拉夫派)；以贵族自由主义者为主，主张全盘西化的西欧派。自然派站在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最前哨，猛烈抨击农奴制度，如A.I.赫尔岑的《谁之罪》(1841)、I.S.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47～1852)、D.V.格里戈罗维奇的《苦命人安东》(1847)，还有F.M.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1845)、M.Ye.萨尔蒂科夫的《错综复杂的事件》(1848)等。40年代下半期N.A.涅克拉索夫登上文坛，主持了《现代人》编辑部。他坚持十二月党人的传统，用自己的诗歌投入社会斗争，并开创了一代诗歌的新风。
50～60年代，俄国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农奴制度危机加剧，文学上反农奴斗争的主题进一步深化，如I.S.屠格涅夫的《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I.A.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A.F.皮谢姆斯基的《一千个农奴》(1858)、A.N.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1859)等。革命民主派的力量得到加强：N.G.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不是转变的开始吗?》(1860)；N.A.杜勃罗留波夫发表了《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59)、《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等。车尔尼雪夫斯基针对A.A.费特、A.N.迈科夫等的“为艺术而艺术”论，提出“美就是生活”的论断，要求文学再现生活。文学空气的活跃，使长篇小说创作获得空前的繁荣：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L.N.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许多长篇小说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在I.S.屠格涅夫的作品《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中开始出现“新人”形象——战斗的平民知识分子，《前夜》中的英沙罗夫体现了这种精神，《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虽然信奉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但其虚无主义倾向却不合先进人物的风范。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2～1863)中显出“新人”的全部光辉，书中拉赫美托夫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不过这个“新人”形象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所曲解和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系列小说，如《死屋手记》(1861～1862)、《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等，通过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反映了下层小市民小官吏等的悲惨处境，但他又把苦难当作净化灵魂的一种磨炼，鼓吹奴隶主义和宗教狂热。托尔斯泰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则通过1812年俄国人民反拿破仑的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批判统治者和宫廷贵族的无能和虚伪。
70～80年代，N.A.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全面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农民依然如故的生活，塑造了有反抗性的农民和为农民革命献身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萨尔蒂科夫的《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运用讽刺手法揭露了腐败的官僚制度，《戈洛夫廖夫一家》(1875～1880)则以家庭纪事的形式描绘了整个地主阶级灵魂的空虚及其注定要灭亡的命运。托尔斯泰在70年代末目睹了俄国农村的破产，断然地同贵族阶级的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这明显地体现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6～1877)的创作中。1881年民粹派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引起沙皇政府的疯狂反扑，萨尔蒂科夫经营的进步刊物《祖国纪事》被查封，各种无聊刊物盛行，唯美主义、颓废主义抬头，革命的民粹派也蜕化成一个自由主义派别。萨尔蒂科夫虽然受到威胁，但他仍然高举革命民主的大旗，继续写出抨击形形色色反动势力的《童话集》(1882～1886)；N.S.列斯科夫的《大堂神父》(1872)和《左撇子》(1881)等作品也揭露了沙俄社会的黑暗，显示了人民的力量。V.G.柯罗连科抵御政治逆流，创作了《奇女子》(1880)、《马卡尔的梦》(1883)、《盲音乐家》(1886)等优秀作品，号召人民为自由与正义而斗争。A.P.契诃夫从19世纪80年代初起便带着淡淡的哀愁为苦难人民呐喊，试图冲破庸俗、愚昧和黑暗，寻找通向光明的道路，如《哀伤》(1885)、《苦恼》(1886)、《第六病室》(1892)、《醋栗》(1898)等。柯罗连科、契诃夫、V.M.迦尔洵(1855～1888)等多采用特写、短篇的体裁，小型散文成了这个时期文学的一大特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 19世纪末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兴起，社会剧烈动荡，文化思想处于十分复杂的局面，俄国文学呈现多极化现象。文学界基本存在三种文学力量：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接近尾声，但这个时期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等一批文学泰斗仍在辛勤笔耕。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1899)、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1904)、剧本《活尸》(1911)等力作，特别是《复活》，对沙皇的各种官僚机构、教会乃至全部社会道德的虚伪性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契诃夫的许多重要作品，如短篇小说《套中人》(1898)、《新娘》(1903)及剧本《三姊妹》(1900～1901)、《樱桃园》(1903～1904)等都是在其晚年完成的。作者发出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号，并坚信新生活即将到来。
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河床里，除老一辈作家外，还涌现了一批新的有才能的作家，如I.A.布宁、A.I.库普林、L.N.安德列耶夫等。他们坚持普希金、托尔斯泰的文学传统，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坛上，现代主义文学(又称白银时代文学)表现最为活跃。它是在19世纪末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主要包括3个流派：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象征派是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19世纪90年代形成。俄国最早的象征主义者V.Ya.勃留索夫早在1894～1895年便出版了3卷诗文集《俄国象征派》，集中介绍了法国象征派作家S.马拉梅、P.魏尔兰等人的作品，为俄国象征派的建立完成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俄国象征派的第一个宣言是D.S.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1893)。象征派认为，俄国文学衰落的“真正原因”是“艺术唯物主义”(即现实主义)，是因为作家过分崇尚公民性和倾向性。艺术不是什么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神秘而永恒的感受”。他们用表现生与死、爱与恨等的“永恒主题”取代对人与人现实关系的描写，用神秘、超脱、无限等宗教命题和心理变态的描写替换迫切的社会命题。他们关注的是潜意识、下意识、反逻辑等非理性，否定正常的理性，用荒诞、魔幻、意识流等假定性作为表现手段，摈弃了现实主义方法。象征派的主要成员有明斯基、F.K.索洛古勃、V.Ya.勃留索夫、A.A.勃洛克、A.别雷等。阿克梅派是从象征派内部分离出来的一个派别，它一方面声称自己是象征派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又声明自己是象征派的反对者。其实两派的思想艺术主张没有本质的区别。阿克梅派的主要作家有N.S.古米廖夫、A.A.阿赫马托娃、O.E.曼德尔施塔姆等。未来派成立稍晚(1911～1913)，其内部又分为多种小派别。最早宣布成立的是自我未来派，其代表人物是I.谢维里亚宁。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是立体未来派，主要成员有D.D.布尔柳克、V.V.赫列布尼科夫、V.V.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否定传统，追新猎奇，提出过关于文学形式的试验、革新文学语言、破除旧语法的束缚等文学主张。这些主张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也不乏有可取的成分。总之，俄国现代主义作家在文学语言、诗歌技巧、诗学建树等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对20世纪的诗歌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文学亦应运而生。M.高尔基是这个新的时代、新兴阶级文学的代言人。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高尔基、A.S.绥拉菲莫维奇、D.别德内等。他们的作品，如高尔基的《海燕之歌》(1901)、《底层》(1902)、《母亲》(1906)，绥拉菲莫维奇的《炸弹》(1906)、《火光》(1906)和别德内的一些诗歌，反映了底层人民的贫苦生活，表现了工人运动的日趋高涨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与此同时，G.V.普列汉诺夫、V.I.列宁、V.V.沃罗夫斯基和A.V.卢纳察尔斯基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苏联俄罗斯文学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1991年是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至50年代初，50年代中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
1917年十月革命至50年代初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也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社会主义文学。它始于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日，止于1991年苏联解体之时，共有74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创作了许多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以其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全新的主人公形象、革新的艺术方法，讴歌了俄罗斯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表彰了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它是整个苏维埃时代俄罗斯文学的主流。
在苏联的整个历史时期，仍然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国际、国内阶级矛盾，以及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因此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除主流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以外，还有非主流文学，即批判主义文学和侨民文学等多种成分。
社会主义文学 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年代新旧历史更替时期，作家队伍严重分化。文学界思想十分活跃也十分复杂，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林立。其中较大的文学团体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17～1932)、意象派(1919～1927)、“锻冶场”(1920～1931)、“谢拉皮翁兄弟”(1921～1926)、“列夫”(1921～1929)、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1924～1930)、“山隘”(1924～1932)、“拉普”(1923～1932)等。这些文学团体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彼此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
俄国共产党（布）为了解决不同文学思潮所造成的复杂尖锐的矛盾和纷争，引导文艺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作出过多次政策决议：1920年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1932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取消所有文学团体，成立统一的全苏作家协会。
在文学创作方面，最早出现的是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充满激情的诗歌，如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颂》(1918)、勃洛克的《十二个》(1918)、S.A.叶赛宁的《天上的鼓手》(1918)以及别德内和一些工人诗人的诗歌。2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界新老诗人共济一堂，各领风骚，创作上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除老一代诗人外，还有直接从内战前线归来的一批诗人，如N.S.吉洪诺夫、N.N.阿谢耶夫、E.G.巴格里茨基、I.L.谢尔文斯基、V.A.卢戈夫斯科依等；有“共青团”诗人，如A.I.别济缅斯基、A.A.扎罗夫、M.A.斯维特洛夫，以及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崛起的一批年轻诗人，如M.V.伊萨科夫斯基、A.A.普罗科菲耶夫、A.A.苏尔科夫、A.T.特瓦尔多夫斯基等。在20～30年代的诗歌中较知名的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1924)和《好!》(1927)，叶赛宁的《安娜·斯涅金娜》(1925)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春草国》(1936)等。
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的出现稍晚一些。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大多是革命战争题材，往往有公式化、概念化和自然主义的毛病，艺术上尚未成熟，如V.V.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1922)、A.G.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1923)、I.E.巴别尔的《骑兵队》(1926)和B.A.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1924)等。其中较成功的作品有D.A.富尔曼诺夫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1923)、A.S.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A.A.法捷耶夫的《毁灭》(1927)等。这些作品塑造的革命英雄人物，如V.A.恰巴耶夫（夏伯阳）、郭茹鹤和莱奋生等，是内战时期革命现实中的真实典型，鲜明地再现了革命时代的风貌。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农业集体化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20～30年代生产题材的作品开始涌现。F.V.革拉特科夫的《水泥》(1925)是这类题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接着是L.M.列昂诺夫的《索契河》(1930)等，都及时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和工人高涨的劳动热情。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作品有F.I.潘菲罗夫的《磨刀石农庄》(1928～1937)和M.A.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等，戏剧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较优秀的剧本有描写内战题材的L.I.谢芙琳娜的《维丽涅娅》(1925)、K.A.特列尼约夫的《柳波芙·雅罗瓦娅》(1926)、M.A.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和《逃亡》(1928)；列宁题材的作品有N.F.波戈廷的《带枪的人》(1937)和《克里姆林宫的钟声》(1941)等。
从20世纪20～40年代初，苏联俄罗斯社会主义文学繁荣的最重要的标志，是N.A.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优秀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5)，和几位大师的多部史诗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塑造了一个无私地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保尔·柯察金成了世界进步青年的榜样。高尔基在四卷本史诗长篇《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中，对旧俄萨姆金式的市侩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A.N.托尔斯泰的三部曲史诗《苦难的历程》(1920～1941)，描写了旧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经过“苦难的历程”，终于走上了同人民相结合的光明大道。肖洛霍夫的四部史诗性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28～1940)，则通过对中农哥萨克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的描写，再现了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顿河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反映出革命最后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1934年4月，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制定出作家协会的章程。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多种多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犯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文学的唯一主题是保卫祖国。首先是大量投枪、匕首式的政论、诗歌、随笔，接着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长诗，如吉洪诺夫的《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1941)、M.I.阿利格尔的《卓娅》(1942)、I.G.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等。稍后是中长篇小说相继涌现。如I.G.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1941)、L.S.索波列夫的《海魂》(1942)、K.M.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1943～1944)等。卫国战争文学在炮火中产生，它鼓舞人民同法西斯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表现出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文学主要有两个主题：①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继续涌现，其中最重要的有A.A.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1951年修订版)，它以真实史料为蓝本，成功地再现了克拉斯诺顿共青团员们同法西斯进行顽强搏斗的英雄事迹，为苏联青年一代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同类作品还有V.F.潘诺娃的《旅伴》(1946)、爱伦堡的《暴风雨》(1946～1947)等；②反映战后恢复生产的作品，主要有P.A.巴甫连科的《幸福》(1947)、G.E.尼古拉耶娃的《收获》(1950)、S.P.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1947～1948)等。这几部长篇小说除《收获》外，都受到明显的“无冲突论”的影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追求歌舞升平的虚假的喜庆气氛。
批判主义文学 20世纪20～4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判主义作家是B.A.皮利尼亚克、Ye.I.扎米亚京、M.A.布尔加科夫、M.M.左琴科、A.P.普拉托诺夫等，他们创作的基本倾向是运用讽刺手法，暴露、批判苏联现实中的黑暗面，描写消极现象。皮利尼亚克的《荒年》(1922)是第一部被称为描写十月革命的小说，但他把革命写成了暴动、叛乱，对一切事件都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红木》(1929年在国外发表)也是以暴露黑暗、描写消极现象为主的作品。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年写成，1924年后在国外发表)被称为“反乌托邦小说”。当时有批评家指出，《我们》旨在影射现实，借讽刺、幻想作品攻击革命。布尔加科夫的《不祥之蛋》(1925)、《狗心》(1926)、《大师与玛格丽特》(1929～1940)都是讽喻性作品。《不祥之蛋》讽刺了急功近利的官僚主义者；《狗心》则既抨击施旺德尔一类的官僚分子，也揶揄把科学变为迷信的知识分子；《大师与玛格丽特》讽刺与揭露了莫斯科居民生活中的种种阴暗面。普拉托诺夫的几部被禁作品、讽刺怪异小说《切文古尔》(1929)、《地槽》(1930)和《初生海》(1934)，主要揭露和讥讽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极左行为。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1946)通过一只猴子的坎坷经历，展示出战后苏联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消极面。
侨民文学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作家分成了国内国外两部分。一部分不理解革命或者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满的作家先后离开俄国，寄居国外，成了侨民作家。从他们出国定居的时间上看大致有三个阶段，或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第二次是卫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是60年代末至80年代。其中第二次浪潮的作家不多，影响很小，第一次和第三次浪潮的作家人数众多，有些还是颇为知名的作家。这些作家在国外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和出版社。他们创作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1968年的50年中，就出版了1,000部左右的中长篇小说，1,000部左右诗集和600多本短篇小说集及其他作品。从思想内容上看，大多为思乡、怀旧和反映他们侨居生活的作品，也有不少是写宗教、历史题材和回忆录性质的作品。较重要的有I.A.布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30)，和描写爱情的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间小道》(1946)；A.I.库普林自传体长篇小说《士官生》(1928～1932)；D.S.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长篇小说《救世主》(1928)；I.S.什梅廖夫两部描写东正教的盛大节日和俄国乡土气息、民风民俗的小说《上帝的节日》(1933)和《朝圣》(1935)；阿尔丹诺夫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四部曲《思想家》(1923)；B.K.扎伊采夫的历史题材小说《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基》(1925)；A.M.列米佐夫反映侨居巴黎生活的长篇小说《音乐教师》(1949)等。第三次浪潮的作家大部分是后来苏联国内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多是由于对当时的苏联现实不满而在国内受过批判甚至审讯后离开苏联的，如A.I.索尔仁尼琴、J.布罗茨基、V.P.阿克肖诺夫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联共(布)中央在加强文艺界思想工作的口实下，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9年作出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等一系列的错误决议，1949年初又在戏剧界掀起一场所谓反世界主义的斗争，对作家、批评家进行粗暴的批判。这一失误不仅破坏了艺术民主，打击了作家、批评家的创作积极性，而且直接助长了文艺界“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错误倾向，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不良后果。
50年代中期至1991年 从20世纪50年代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段时期的苏联文学基本上是三种力量并存：一是社会主义文学继续存在，但已成强弩之末；二是批判主义文学获得迅速发展；三是传统主义文学初步形成。
1953年J.斯大林逝世。1956年苏共20大N.S.赫鲁晓夫发起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运动，苏联社会剧烈动荡。1961年苏共22大制定新党纲，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和人道主义等口号。从50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呈开放趋势，一些过去受批判的作家得到平反。这个时期，既有思想活跃的一面，也有思想混乱的一面。“无冲突论”受到批判，作家们响应“积极干预生活”的号召，写出了一批揭露生活中种种保守、落后现象和阴暗面的作品。V.V.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最早表现出这种倾向。此外还有G.N.特罗耶波利斯基、S.A.沃罗宁、S.P.扎雷金等作家的一些作品。接着涌现了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1954)和《征途中的战斗》(1957)、D.A.格拉宁的《探索者》(1954)等。这些作品在揭露消极面的同时，也肯定了积极力量的存在，并描写了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所以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文学的范畴。
反法西斯战争仍然是这段时期的重要题材，但它们更关注人的命运，强调写战争的真实。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1957)和被称为“战壕真实派”的一批作品，如G.Ya.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1959)、Yu.V.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1959)等。
从60年代起，苏联作家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派别：自由派以《新世界》(1925年创刊)杂志为营垒，主要成员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爱伦堡、格罗斯曼、别尔戈利茨及一批所谓“20大的产儿”；正统派以《十月》(1924年创刊)杂志为阵地，主要代表人物是V.A.柯切托夫和A.B.恰科夫斯基；后来以《青年近卫军》(1922年创刊)杂志为基地的一批传统派作家的观点也渐渐接近正统派。两派之间的争论构成了60～70年代苏联文学思想斗争的主要内容。表面上是关于“写真实”、“非英雄化”、“自我表现”、“创作自由”等文学问题的争论，其实质是对斯大林和苏共20大以后的新政策的评价问题。自由派表示完全支持苏共新政策，正统派和传统派口头上也不反对新政策，但实际上对新政策及全盘否定斯大林持有怀疑和保留态度。
在文学创作上，这一时期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仍然不少，既有反映农村的也有反映工厂的。较重要的小说有扎雷金的《盐谷》(1967～1968)、V.M.柯热夫尼科夫的《特别分队》(1969)、M.N.阿列克谢耶夫的《不屈的小柳树》(1～2集，1970～1975)、F.A.阿勃拉莫夫的三部曲《普里亚斯林一家》(1958～1973)等。还有一些表现科技革命的作品，如格拉宁的小说《奇特的一生》(1974)，I.M.德沃列茨基的剧本《旁观者》(1972)、鲍卡廖夫的《炼钢工人》(1973)、盖利曼的《奖金》(1975)等。道德题材方面有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3)、V.P.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6)、V.G.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1974)等。60～70年代，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又有新的发展，作家们把“战壕真实”与“司令部真实”结合起来，力图描绘出战争的“全景图”，如邦达列夫的《热的雪》(1969)、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1959～1971)、恰科夫斯基的《围困》(1968～1975)、I.F.斯塔德纽克的《战争》(1～2卷，1970～1974)等。此外，B.L.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阿斯塔菲耶夫的《牧童和牧女》(1971)、P.L.普罗斯库林的《命运》(1972)、V.L.康德拉季耶夫的《萨什卡》(1979)等描写战争的作品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一时期批判主义文学获得迅猛发展。自由派作家成了这一文学的主要代表。他们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粉饰现实”，提倡“写真实”、“创作自由”等口号下，写出了一批公开反对官僚主义，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它们后来被称为“解冻文学”)。
最早的代表作有爱伦堡的《解冻》、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1956)，及B.L.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年在国外发表)。22大后，对斯大林的批判成了一股新浪潮。当时发表的这类作品有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Ye.A.叶夫图申科的长诗《斯大林的继承者们》(1962)、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1963)等。而有的是60年代写作、后来“回归”的作品，如A.N.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1966)，A.别克的《新的任命》(1972年德国出版)，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1980年在西方出版)和《一切都是流动的》(1970年国外出版)，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1968年在西方发表)、《癌病房》(1970年在西方发表)、《古拉格群岛》(1973～1976年在法国出版)、《红色车轮》(1983)等，其中有些作品不仅反对斯大林，而且也反对列宁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批是自称“20大的产儿”的青年作家，他们专写理想失落、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否定前辈事业、玩世不恭的青年一代，如格拉季林、A.库兹涅佐夫、V.P.阿克肖诺夫、B.Sh.奥库贾瓦等人的小说，罗佐夫、A.N.阿尔布佐夫、万比洛夫等人的某些戏剧等。也有人称他们是俄罗斯的现代派。此外，还有Yu.V.特里丰诺夫晚期所谓批判“现代市侩”的小说《交换》(1969)、《滨河街公寓》(1976)、《老人》(1978)等。
从60年代起，苏联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成立各种政治组织，出版地下出版物，把国内作品输送到国外发表……这类作家有索尔仁尼琴、西尼亚夫斯基、沃伊诺维奇、弗拉基莫夫、季诺维耶夫等。
1964年赫鲁晓夫被废黜，L.I.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文艺政策上，则提出反对“两个极端”：既反对“抹黑”现实，也反对粉饰过去。因此，从70～80年代中期是苏联社会和文艺界相对稳定的时期。
1985年M.S.戈尔巴乔夫当政，其“改革”、“新思维”的主张激起了苏联社会又一次更大的震荡。文学界空前自由化，各种思想、主义、派别竞相亮相，斗争愈加激烈。“改革”时期文学的主要激情就是批判揭露社会黑暗面。随着这种批判势头的日益猛烈，许多作家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文学的主导地位丧失殆尽。与此同时，那些长期被禁的作品、集中营题材作品、持不同政见的作品大批涌现，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回归文学”热潮。“改革时期”文学进一步加大了对革命历史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暴露和批判，描写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如Ye.A.叶夫图申科的《布哈林的遗孀》(1988)、A.N.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续篇《三五年和其他年份》(1988～1990)、拉兹贡的《不是虚构的故事》(1988～1990)、A.V.日古林的《黑石劳改营》(1988)、M.F.沙特罗夫的剧本《前进……前进……前进!》(1988)、V.F.田德里亚科夫的《革命!革命!革命!》(1990)等。绝大部分重要的“回归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回归”的。昔日的“地下文学”在这个时期也进入了文学殿堂，如70与80年代之交所编的“大都会”文集中的许多作品都得到公开发表。这种文学被称为“另一种文学”，如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自己的圈子》(1988)、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给母亲的信》(1987)和《小鹦鹉》(1988)、皮耶楚赫的《彩霞》(1987)、托尔斯泰卡娅的《彼特尔斯》(1986)和《雾中梦行者》(1988)等。
苏联传统主义文学在60年代下半期以后形成。苏共20大以后一系列新政策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新思潮，迫使一些文艺知识分子进行历史反思，对苏联的前途产生了危机感。他们试图从俄罗斯历史中、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的根，以拯救俄罗斯，恢复俄罗斯民族意识。因此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和农村。其代表作家主要有别洛夫、扎雷金、拉斯普京、V.M.舒克申等。他们的创作与前期不同，十分关注对农民心理和性格特点的描写，着重表现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强调道德批判、保护自然环境等主题。不过，在表现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的冲突时，往往不能采取客观分析的历史主义态度，把带有宗法制色彩的东西也一概加以肯定，反映了他们历史观的某些偏颇。
传统主义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扎雷金的《在额尔齐斯河上》(1964)、别洛夫的《常有的事》(1966)和《前夜》(1972～1987)、舒克申的《柳巴文一家》(1965)、阿列克谢耶夫的《爱打架的孩子》(1981)、B.A.莫扎耶夫的《农夫与村妇》(1976～1987)、拉斯普京的《为玛丽娅借钱》(1967)和《火灾》(1985)、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6)和《令人悲哀的侦探故事》(1986)等。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宣布解体。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文学失去了自己的阵地，处境极为艰难。只有少数老作家(例如邦达列夫、阿列克谢耶夫、普罗斯库林等)仍坚持昔日的理想和创作原则，写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但是数量不多，因此社会主义文学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已不占重要地位。自由派作家在90年代上半期继续对苏联70余年历史进行清算，因此暴露和批判仍是他们作品中的主要倾向，到90年代下半期，他们作品中的政治色彩才有所淡化。在艺术上，他们吸收不少外来的东西，进行了各种试验。曾一度出现过后现代主义热，他们所写的一批带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传统派作家由于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当局持反对派立场，因此他们对新的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发表了不少暴露现实的作品。同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把目光转向俄罗斯的过去，创作了一批历史题材小说。总的说来，苏联解体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图景，涌现出了一批年轻作家，创作比较活跃，但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较高的艺术水平的杰作的出现，尚待时日。此外，这一时期的俗文学得到较大发展，其中侦探小说的发展尤为迅速，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此类作品写作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