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毛澤東（中文拼音：máo zé dōng，1893～1976），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湖南湘潭韶山沖(今屬韶山市)人。1921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國共合作後，在國民黨一大、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任宣傳部代理部長。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率部上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率部與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會師後，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任黨代表。1935年1月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初步確立了他在紅軍和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並率領紅軍完成長征。1936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4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以後在歷屆中央委員會上連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直至去世。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建國後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1966年錯誤地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全面、公正、實事求是的科學結論。主要著作收入《毛澤東選集》。
生平簡介
毛澤東（1893～1976），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於一個農民家庭。辛亥革命爆發後在起義的新軍中當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求學。畢業前夕和蔡和森等組織革命團體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前後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在湖南創建共產主義組織。
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領導長沙、安源等地工人運動。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國共合作後，在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曾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政治週報》，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後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思想。
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他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接著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他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朱德任軍長。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武裝鬥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道路。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
1930年5月，寫《反對本本主義》，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同年8月，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任總政治委員。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選為主席。1933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從1930年底起，同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以王明為代表的 “左”傾路線領導集團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將毛澤東排斥于党和紅軍的領導之外，他們執行不同的戰略和政策，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1934年 10月，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長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結束長征。12月，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經過長征到達甘肅境內，先後同紅一方面軍會師。同年12月，同周恩來等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這成為由內戰到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時局轉換的樞紐。1936年12月，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7年夏，寫《實踐論》和《矛盾論》。
抗日戰爭]開始後，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努力發動群眾，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建立了許多大塊的抗日根據地。這些抗日根據地大部分是在華北山區，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蘇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發表《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
1942年，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糾正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使全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基本方向，為奪取抗日戰爭和全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1943年，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生產運動，渡過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同年3月，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戰略。毛澤東思想在這次大會上被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他從七屆一中全會起至1976年逝世為止，一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戰爭勝利後，針對蔣介石企圖消滅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現實，他提出“針鋒相對”的鬥爭方針。1945年8月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表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國內和平的願望。
1946年夏，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積極防禦，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來、任弼時轉戰陝北，指揮西北戰場和全國的解放戰爭。
1947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在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和1949年4月渡長江以後的作戰，推翻了國民黨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並作重要報告，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規定了党在全國勝利以後的各項基本政策，號召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7月1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規定了人民共和國的政權的性質及其對內對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他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總任務。同年10月，迫於美國軍隊攻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威脅中國東北部的形勢，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進行抗美援朝戰爭。1950～1952年，在他的領導下，進行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開展了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1953年，按照他的建議，中共中央宣佈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有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任職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這個講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已經轉變為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但是這個方針後來沒有得到認真的執行，因而導致了以後的一系列指導工作上的錯誤和 挫折。1957年2月，他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提出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發動 “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主持召開廬山會議。他本想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在會議後期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會後在全黨 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從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初步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使國民經濟得到比較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在這期間，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糾正了農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錯誤。
但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記憶體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1963～1965年，發動農村和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50年代開始，他領導中共同蘇共領導人奉行的大國主義和干涉、控制中國的企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66年，由於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因受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操縱而變得特別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預計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續十年之久，使中國許多方面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不讓江青、張春橋等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
在對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和中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並且開始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面，為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澤東在他的晚年雖然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不可爭論的功績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元的，他仍然受到中國人民的崇敬。中國共產黨在他逝世5年以後，對他的全部革命活動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評價。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 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澤東選集》（四卷）、《毛澤東文集》（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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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經中央軍委確定，33人被冠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的稱號，1994年8月又確定增補3人，共計36人。其中有五位國家主要領導人，10位元帥，10位大將。有11人在新中國建立前獻身。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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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6日）（節選）
（27）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元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28）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理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裡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複雜問題。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鬥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在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繼續得到發展。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澤東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內容。在以下幾個方面，它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出發，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規律，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思想，創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其基本點，一是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即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動搖性的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並且在特殊條件下把一部分大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敵人。在同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時，要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實行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在被迫同資產階級、主要是同大資產階級分裂時，要敢於並善於同大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武裝鬥爭，同時要繼續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認為由於中國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反動統治階級憑藉武裝力量對人民實行獨裁恐怖統治，革命只能以長期的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中國的武裝鬥爭，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農民是無產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無產階級有可能和必要通過自己的先鋒隊用先進思想、組織性和紀律性來提高農民群眾的覺悟水準，建立農村根據地，長期進行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毛澤東同志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設，就成為革命的“三個法寶”。以上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能成為全民族的領導核心，並且創造出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據。
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依據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所創造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政治條件，採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方針，實行逐步改造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具體政策，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艱難任務。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毛澤東同志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內部還存在著各種矛盾，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內部要在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經濟工作中實行對全國城鄉各階層統籌安排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確方針。他多次強調不要機械搬用外國的經驗，而要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種情況出發，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係，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他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漢族和少數民族，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學習外國等各種關係，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注意綜合平衡。他還強調工人是企業的主人，要實行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技術人員、工人、幹部”三結合”。他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戰略思想。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集中地體現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主要著作中。
三、關於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毛澤東同志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群眾保持親密聯繫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他規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人民軍隊的唯一宗旨，規定了是党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党的原則，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強調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原則，提出和總結了一套軍隊政治工作的方針和方法。他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等軍事著作中，總結了中國長期革命戰爭的經驗，系統地提出了建設人民軍隊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軍隊為骨幹，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建立農村根據地，進行人民戰爭的思想。他把遊擊戰爭提到了戰略的地位，認為中國革命戰爭在長時期內的主要作戰形式是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他論述了要隨著敵我力量對比的變化和戰爭發展的進程，正確地實行軍事戰略的轉變。他為革命軍隊制定了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實行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戰鬥的速決戰，把戰略上的劣勢轉變為戰役、戰鬥上的優勢，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一系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他在解放戰爭中總結出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這些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的極為傑出的貢獻。在建國以後，他提出必須加強國防，建設現代化革命武裝力量（包括海軍、空軍以及其他技術兵種）和發展現代化國防技術（包括用於自衛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導思想。
四、關於政策和策略。毛澤東同志精闢地論證了革命鬥爭中政策和策略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必須根據政治形勢、階級關係和實際情況及其變化制定黨的政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他在對敵鬥爭和統一戰線等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變化著的主客觀條件下能夠最終戰勝強大的反動力量；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要掌握鬥爭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擊；對敵人要區別對待、分化瓦解，實行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在反動統治地區，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結合起來，在組織上採取蔭蔽精幹的方針；對被打倒的反動階級成員和反動分子，只要他們不造反、不搗亂，都給以生活出路，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實現自己對同盟者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率領被領導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鬥爭並取得勝利；二是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利益，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給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現在他的許多著作中，特別是集中表現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不要四面出擊》、《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等著作中。
五、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他根據這個基本觀點，在這方面提出過許多具有長遠意義的重要思想。例如：關於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又紅又專的方針；關於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關於知識份子在革命和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識份子要同工農相結合，通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社會和工作實踐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思想，等等。他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強調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革命工作要極端負責，要艱苦奮鬥和不怕犧牲。毛澤東同志關於思想政治文化的許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運動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識份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六、關於党的建設。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而戰鬥力很強，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是極其艱巨的任務。毛澤東同志的建黨學說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對自由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學習和時局》、《關於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別著重于從思想上建設党，提出黨員不但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經常注意以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他指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他針對歷史上黨內鬥爭中存在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左傾錯誤，提出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正確方針，強調在黨內鬥爭中要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他創造了在全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的整風形式。建國前夕和建國以後，鑒於我們党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党、毛澤東同志多次提出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30）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串於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毛澤東同志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 的長期艱苦鬥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們不僅表現在《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矛盾論》、《〈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全部科學著作中，表現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活動中。
一、實事求是，就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就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從來反對離開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去研究馬克思主義。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對本本主義，強調調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在延安整風運動前夕指出，主觀主義是共產黨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這些精闢論斷衝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使人們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學著作和其他許多包含著豐富哲學思想的著作，從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中，深刻地論述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毛澤東同志著重闡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特別強調充分發揚根據和符合客觀實際的自覺的能動性。他以社會實踐為基礎，全面地系統地論述了辯證唯物主義關於認識的源泉、認識的發展過程、認識的目的、真理的標準的理論；指出正確認識的形成和發展，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多次的反復；指出真理是同謬誤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真理是不可窮盡的，認識的是非即認識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最終只能通過社會實踐來解決。毛澤東同志闡述和發揮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他指出不僅要研究客觀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對於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因此，不能把辯證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須把它同實踐、同調查研究密切結合，加以靈活運用。（⑷⑸）他使哲學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特別是他論述中國革命戰爭問題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最光輝的範例。毛澤東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線，我們党必須永遠堅持。
二、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系統地運用在黨的全部活動中，形成黨在一切工作中的群眾路線，這是我們黨長時期在敵我力量懸殊的艱難環境裡進行革命活動的無比寶貴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同志經常強調，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敵人最終都壓不倒我們，而只能被我們所壓倒。他還指出，領導群眾進行一切實際工作時，要取得正確的領導意見，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這就是說，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在群眾的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如此循環往復，使領導的認識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了。党是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奮鬥的，但是党永遠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離開人民，黨的一切鬥爭和理想不但都會落空，而且都要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黨要堅持革命，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就必須堅持群眾路線。
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必然結論。無產階級革命是國際性的事業，需要各國無產階級互相支援。但是完成這個事業，首先需要各國無產階級立足于本國，依靠本國革命力量和人民群眾的努力，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把本國的革命事業做好。毛澤東同志一貫強調，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自己找出適合我國情況的前進道路。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尤其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我們一定要有自己奮鬥到底的決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國億萬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則，無論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取得勝利，勝利了也不可能鞏固。當然，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不是也不可能孤立於世界之外，我們在任何時候都需要爭取外援，特別需要學習外國一切對我們有益的先進事物。閉關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國主義的思想行為都是完全錯誤。但是，儘管我國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我們對待世界上任何大國、強國和富國，都必須堅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決不允許有任何奴顏婢膝、卑躬屈節的表現。建國以前和建國以後，在党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我們都沒有動搖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決心，沒有在任何外來的壓力面前屈服，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我們主張各國人民和平共處，平等互助。我們堅持獨立自主，也尊重別國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利。適合本國特點的革命道路和建設道路，只能由本國人民自己來尋找、創造和決定，任何人都無權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只有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國際主義，否則就只能是霸權主義。在今後的國際交往中，我們將永遠堅持這樣的原則立場。
（31）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党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培育的党的領導者和大批幹部，過去是我們的事業取得巨大勝利的基本骨幹，現在和今後仍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寶貴中堅。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許多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寫的，但仍然是我們必須經常學習的。這不但因為歷史不能割斷，如果不瞭解過去，就會妨礙我們對當前問題的瞭解；而且因為這些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後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毛澤東思想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我們應該把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同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科學著作結合起來。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必須珍視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保證我們的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
生平大事年表
1893年12月26日 誕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先後在家鄉韶山六所私塾讀書，接受中國傳統的啟蒙教育。
1910年秋，考入湖南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此期間受康有為、梁啟超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
1911年
春，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期間，讀到同盟會辦的《民立報》，受其影響，撰文表示擁護孫中山及同盟會的綱領。
10月，回應辛亥革命，投筆從戎，在湖南新軍當列兵。半年後退出。
1913年
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讀書。
1914年
秋，編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間，受楊昌濟等進步教師的影響，成為《新青年》雜誌的熱心讀者，崇拜陳獨秀、胡適。
1918年
4月14日，同蕭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
8月，為組織湖南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間，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得到李大釗等人幫助，開始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思想影響。
1919年
4月6日，從上海回到長沙。
5月，響應五四運動，發起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領導湖南學生反帝愛國運動。
7月14日，主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7月至8月，連續撰寫並發表《民眾的大聯合》長文。
10月5日，母親文氏病逝，聞迅從長沙趕回韶山。8日，在母親靈前寫成《祭母文》。
12月，為領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間，讀到《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
1920年
5、6月間，在上海會見陳獨秀，同他討論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等問題。
8月初，同易禮容等在長沙發起成立文化書社，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參加籌備成立俄羅斯研究會。
11月25日，致信羅章龍，提出新民學會，“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組織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12月1日，致信給蔡和森、蕭子升和其他在法會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
同月，在長沙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
冬，同楊開慧結婚。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釗、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長沙潮宗街文化書社召開新民學會會員新年大會。在會上提出新民學會應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共同目的，贊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國。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8月，回長沙，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與何叔衡創辦湖南自修大學。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書記。
1922年
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任書記。
9月至12月，組織領導粵漢鐵路工人、安源路礦工人、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罷工運動，推動湖南工人運動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4月，離開長沙到達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並擔任中央局秘書。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並受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的委託，回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組織。
1924年
1月，在廣州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2月，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等職。
12月，回湖南養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養病，一面開展農民運動。
9月，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
10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12月1日，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編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刊物《政治週報》創刊。
1926年
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3月18日，在廣州國民黨政治講習班紀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會上發表講演，題為《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
3月，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同周恩來等力主反擊。
5月至9月，主辦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所長。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不久到武漢，創辦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12月，在長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民運動。
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武漢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寧漢合流，大革命失敗。
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
同日，同宋慶齡等二十二名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發表《中央委員宣言》，譴責蔣介石、汪精衛背叛國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在去江西銅鼓蕭家祠第三團團部途經瀏陽張家坊時，被團防局的清鄉隊抓住，押送途中機智脫險。
9月，秋收起義受挫後，率起義部隊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
10月，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1月，遭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錯誤指責，被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1928年
4月，率部在江西寧岡縣礱市同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會師。
5月，擔任兩支部隊合編成的工農革命軍（後改稱中國紅軍）第四軍黨代表、軍委書記。
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0月，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決議案，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報告，總結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
12月，主持制定井岡山《土地法》。
1929年
1月，同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至1930年春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興國《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龍岩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紅軍的任務、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等問題的正確意見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擔任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改選他人擔任。會後，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
7月，指導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
9月，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的行動策略和建設一支堅強的人民革命軍隊的正確主張。
12月，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政治報告，並起草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1930年
1月，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闡述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
5月，在江西尋烏作調查；同時撰寫《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8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和中共總前敵委員會書記。
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
1931年
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未出席會議）。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扶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
7月至9月，粉碎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蘇區黨組織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上受到排擠，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
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東華山古廟休養。
3月，紅軍攻打贛州失利後，停止休養，趕赴前線指揮。
4月15日，發表《對日戰爭宣言》。
5月9日，同項英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反對國民黨出賣淞滬協定通電》。
6月，同朱德指揮紅一、紅五軍團從閩西回師贛南。
10月，在江西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會後，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前往福建長汀養病。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
2月上旬，中共臨時中央全面推行 “進攻路線”，清除毛澤東積極防禦路線在中央根據地的影響，開展了所謂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5月30日，同項英等發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項英等發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
8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
10月，寫《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成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
11月，先後在興國縣長岡鄉和上杭縣才溪鄉調查，寫出《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
同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繼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6月19日，同項英等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華北宣言》。
7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帶領警衛班離開于都城，踏上長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戰中紅軍遭受慘重損失。30日，隨軍委第一野戰縱隊渡過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上，力主紅軍放棄原定向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被採納。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實際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
3月，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3月至5月，同周恩來等指揮紅一方面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6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反對日本併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
6月，率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西部會合。不久，即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進行鬥爭。
10月19日，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西保安吳起鎮。紅軍勝利完成長征。
12月，出席在陝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12月27日，在党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闡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來、彭德懷等二十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提出關於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建議互派代表共同協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渡黃河東征。
3月，向南京當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五點意見。
6月1日，同朱德發佈關於救國救民的主張二十條。
6月12日，同朱德發佈宣言，對“兩廣事變”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國的八項綱領。
7月至10月，在陝北保安多次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等多方面的問題，並介紹了自己的經歷。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
8月25日，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2月中旬，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蔣介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分析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派周恩來等往西安參加談判，促成事變和平解決。
12月，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五項國策、四項保證。這個檔實際成為國共合作談判的綱領。
3月，會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回答她對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提出的一些問題。
4月至7月，在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其中的兩節後來整理成《實踐論》和《矛盾論》。
5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戰爭開始。
7月23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提出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的方針、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闡明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的戰略方針，任新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來聯名發佈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隨後，指導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對統一戰線和國共關係的意見。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發言，針對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重申和堅持了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政策。
1938年
春，作出八路軍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遊擊戰爭的決策。
5月，發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講演。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批駁速勝論和亡國論，闡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的總方針。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說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會議批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講話，號召自己動手，克服經濟困難。
2月5日，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話。
4月下旬，寫《五四運動》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大會上作《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
7月至8月，多次作報告，譴責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籲繼續團結抗戰。
9月16日，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談話，重申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磨擦採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
10月4日，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闡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党的建設是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
12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
12月21日，為八路軍政治部、衛生部編印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寫《紀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與人合作撰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12月至次年3月，領導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綱領。
3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實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總結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經驗，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東南局和新四軍的指示，強調必須放手擴大軍隊，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指出要採取鬥爭的方針，“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分析國際形勢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指出：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好轉。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複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電報（《佳電》），明確駁斥《皓電》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無理指責。
12月，同從前線回來到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志談話，強調幹部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性。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變發生。
1月20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並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於皖南事變的談話，嚴正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
5月1日，審閱改寫的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發佈，規定邊區政權建設貫徹“三三制”原則。
5月8日，起草《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的黨內指示，提出“以打對打，以拉對拉”和爭取中間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反對主觀主義，闡明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
8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學習組。
秋冬，先後主持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黨的歷史文獻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的幹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講話。
5月，在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並作結論。
9月7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論述精兵簡政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提交《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長篇書面報告，論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推定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幹部大會上作《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
6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應調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眾，反對“逼，供，信”。
7月12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企圖進攻陝甘寧邊區的陰謀。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一期間召開的會議，批評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會上多次發言並作小結。
12月，為中央黨校大禮堂落成題詞“實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和中央黨校第一部作關於學習和時局的講演。
5月15日，通過在西安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為談判具體內容的意見書。意見書就關於全國政治和兩黨懸案問題，提出二十條意見。
5月21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
6月至8月，多次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和駐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國共關係等問題。
9月8日，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話。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
11月，和周恩來等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多次會談國共關係，並達成五條協定草案。這個協定草案被蔣介石拒絕。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會議基本通過經毛澤東多次作重要修改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和閉幕詞（《愚公移山》），向大會提交《論聯合政府》 書面政治報告。大會確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標。
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7月，同國民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等六人就國共關係進行會談。談到通過民主“新路”，跳出政黨、團體興亡“週期律”問題。
8月9日，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
8月13日，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提出對國民黨實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爭取國內的和平與民主。
8月28日，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簽署投降書。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10月10日，《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在重慶簽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指出中國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
1946年
4月，撰寫《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
6月26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
7月4日，作出南線野戰軍“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的戰略決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
8月6日，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9月16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
10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總結三個月戰爭的經驗。
11月18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戰爭”的名稱。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撤離延安，開始歷時一年的陝北轉戰。
3月至8月，領導西北野戰軍先後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對陝北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提出對蔣介石的鬥爭用五年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解決的設想。在此前後，部署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渡過黃河，轉入戰略進攻。
10月，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11月，將1933年起草的《怎樣劃分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重新印發給全黨，以指導解放區土改運動正確發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即十二月會議），向會議提交《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和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
1948年
1月1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定草案。
3月23日，結束陝北轉戰，東渡黃河，前往華北解放區。
4月1日，在山西興縣蔡家崖晉綏幹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闡明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和土地改革總路線。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縣城南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提出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發展生產、加強紀律性等幾點意見。
5月1日，致信李濟深、沈鈞儒，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宜先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5月27日，到達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於戰爭、建國、財經等問題的重要報告。
9月至次年1月，組織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決戰，將國民黨軍主力聚殲在長江以北。
12月30日，為新華社寫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奪取全國勝利以及關於新中國建設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的情況下，和朱德聯名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作詩《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在開幕式上講話。
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
7月4日，複電程潛，對程提出的反蔣反桂及和平解決湖南問題之方針，給予贊許，並對有關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致開幕詞，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議通過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經他多次審閱修改的《共同綱領》。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主持開國大典。
12月5日，頒發《關於一九五○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達莫斯科，首次訪問蘇聯。1950年2月14日，中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12月至翌年初，對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體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交《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面報告，並作《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
6月28日，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
10月8日，發佈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命令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援助朝鮮人民，並任命彭德懷為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隨後親自指導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戰役。
10月以後，發動和領導了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
5月20日，寫作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發表。
5月24日，設宴慶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至此，中國大陸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
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發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別於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發行。
12月，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952年
1月，主持全國政協常委會，通過《關於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
1月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開展“五反” 運動的指示（“五反”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經濟情報）。
4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
8月9日，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
9月，開始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
1953年
1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反對大漢族主義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作出比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字。
9月7日，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兩次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指出，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極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開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3月23日，主持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國人大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致開幕詞《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關同志寫《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談話中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推廣到所有國家關係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
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並作結論，號召幹部要鑽研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成為這方面的內行。
5月1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肅反工作方針。
6月9日，為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題詞：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9月至12月，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兩篇序言和104篇按語。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
10月29日，邀集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12月16日，修改中央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養知識份子，注意吸收高級知識份子入黨。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會議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份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準而奮鬥。
1月25日，主持最高國務會議正式討論通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四十條）。
2月至3月，先後聽取34個中央工作部門的彙報，對經濟建設問題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
4月初，審改《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
4月27日，簽名死後實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8月22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提出兩個工作重點，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在八大期間，再次強調了加強經濟建設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我們的經濟建設有退有進，主要的還是進。
12月，審改《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957年
2月27日，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提出兩類矛盾學說。
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宣佈開始在黨內進行整風。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
5月15日，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隨後發動反右派鬥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會上對八大決議中關於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論述提出異議，認為應該回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
11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出席共產黨和工人党的代表會議。期間，提出15年內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要趕超英國。
1958年
1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南寧會議，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在會上批評“反冒進”。
3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成都會議。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制定的各項經濟指標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改變八大一次會議的有關結論，認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仍然是國內主要矛盾。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7月31日至8月3日，同來訪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會談，拒絕了蘇方提出的侵犯中國主權的關於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的建議。
8月6日，視察河南新鄉七裡營人民公社。說到“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
夏秋，親自部署炮擊金門。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會議期間，給縣以上四級黨委寫信，要求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繼續糾正“左”傾錯誤。
4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由劉少奇繼任的決議。
6月25日至28日，回故鄉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政治局擴大會議原擬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但在後期和接著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等的批判。
8月24日，建議分期分批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組織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參加的讀書小組，先後在杭州、上海和廣州，學習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並發表了許多談話。
1960年
3月，在廣州審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九月出版發行。
3月30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寫《十年總結》一文，重新強調實事求是原則，提出要認真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研究國際問題和國內經濟調整問題。
11月1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次會議正式批准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會後組織和領導三個調查組，深入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其中規定，取消供給制；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工業、糧食、財貿、教育等問題。會議強調切實地執行調整經濟的八字方針。
9月29日，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將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開中共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作關於民主集中制問題的重要講話。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後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批判所謂“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作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進一步發展了關於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論點。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確定在農村普遍進行“四清”運動和城市開展“五反”運動。
3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作為指導農村“四清”的綱領性檔。
12月16日，聽取聶榮臻關於科學技術十年規劃的彙報，指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12月，作出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一個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談會，提出改革教育體制的設想。
5月，在聽取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彙報時，提出兩個拳頭（農業、國防）一個屁股（基礎工業）的思想；還提出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佈局。
6月15日和16日，觀看北京、濟南部隊軍事訓練彙報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開的小型會議上，作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講話。
6月，再次對文藝工作作批示，文藝界進而擴大到意識形態其他領域，錯誤地開展了過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但錯誤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岡山。
7月27日，會見從海外歸來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劉少奇，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
3月底，錯誤地指責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各行各業要以本業為主，“兼學別樣”，“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作了嚴重錯誤的估計。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會議期間，印發了毛澤東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這次會議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院校師生和紅衛兵。
1967年
1月，對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後奪權之風遍及全國。
1月23日，批示《發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2月11日和16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不滿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是為“大鬧懷仁堂”。毛澤東在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彙報後，表示很不滿意。
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號召“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指出“正確地對待幹部”。
8月底，批准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1968年1月，又對戚本禹實行隔離審查。
1968年
1月16日，對江青等人送來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使他們誣陷周恩來的圖謀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誣陷劉少奇並開除他的黨籍的錯誤決定。
12月22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報》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由此開始。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並把林彪定為“接班人”寫入黨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1970年
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
5月20日，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寫《我的一點意見》，揭露挫敗林彪、陳伯達企圖搶班奪權的陰謀。
12月18日，會見美國友人斯諾，表示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森來華訪問。
1971年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視期間，同當地黨政軍負責人多次談話，揭露林彪的陰謀。途中機警地幾次變更行動計畫，於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
9月13日，同周恩來等果斷地處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來請示要不要攔截林彪座機時，毛澤東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驅逐出去。
11月14日，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為所謂“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
1月10日，參加陳毅的追悼會。
2月21日，會見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森；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實現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
9月27日，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29日，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1973年
3月，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使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但同時江青集團的勢力也得到加強。
8月30日，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
12月，提出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還提出要給賀龍、羅瑞卿、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
1月18日，批准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運動由此開始。
2月22日，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中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搞幫派活動，第一次提出“四人幫”問題。
9月29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為賀龍平反。
10月4日，提議由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職務。
11月12日，對江青來信作批示，批評她的“組閣”野心，明確指出“不要由你組閣（當後臺老闆）”。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重申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選出以朱德為委員長的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任命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組成人員。會後，周恩來病重，國務院工作實際由鄧小平主持。
2月，在毛澤東支持下，鄧小平開始領導對鐵路、教育等方面的調整整頓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強調要搞馬列主義，要團結，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評“四人幫”。
7月14日，對文藝問題發表談話，指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
11月下旬，審閱批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錯誤地發動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
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後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自發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毛澤東錯誤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門事件”的報告。
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9月9日，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