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英文名：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簡寫CPC），簡稱中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1941年6月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第三國際的幫助下誕生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積極領導了工人運動和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後，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中共中央確定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與中國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合作，開展了全民抗戰。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拒絕中共和中國人民關於和平民主的正義要求，悍然發動全面內戰。中共領導全國人民經過三年解放戰爭，終於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參見《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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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第三國際的幫助下誕生的。1920年前後，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在上海、北京、武漢、濟南、長沙、廣州等地和法國、日本相繼成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產主義小組50多名成員選派12名代表，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党的成立。大會通過黨的第一個綱領，主張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積極領導了工人運動和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1922年7月，中共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黨的最低綱領即民主革命時期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的最高綱領是：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社會。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實現民主革命中黨的統一戰線方針，促成中共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勝利地進行了北伐戰爭。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背離孫中山的政策，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當時中共又處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下，致使革命遭到失敗，黨員人數由6萬多人減到1萬多人。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朱德、賀龍等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領導南昌起義。8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結束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此後，中共相繼領導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創建工農紅軍和十幾塊革命根據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反復探索，終於找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1934年，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造成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主力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的領導使南方革命根據地和整個革命力量都受到極大損失，黨員由30萬人減少到4萬人。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的基本力量在極其危難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在以後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後，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中共中央確定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與中國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合作，開展了全民抗戰。抗戰期間，中共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政策，堅持依靠人民群眾的全面抗戰路線，同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深入開展遊擊戰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成為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堅力量。從1942年開始，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總結歷史經驗，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1945年 4月，中共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提出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至此，全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黨員人數發展到121萬。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拒絕中共和中國人民關於和平民主的正義要求，悍然發動全面內戰。中共領導全國人民經過三年解放戰爭，終於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10月至1956年，中共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建國後的頭三年，肅清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餘武裝力量，沒收官僚資本，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在完成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同時，迅速恢復國民經濟。1952年底工農業生產達到歷史最高水準。同年，中共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上建立起來。1956年 9月，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目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儘快地把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建設成先進的工業國。到“八大”時，黨員人數為1073萬。
“八大”後，中國開始全面的、大規模的十年社會主義建設。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 3倍。中國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部分在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經濟文化建設的骨幹力量及其工作經驗大部分在這一時期培養和積累起來。這是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但是從1957年起，中共在領導方針上出現嚴重失誤，背離“八大”正確路線，在國內階級鬥爭狀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以後，仍然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認定為社會的主要矛盾，犯了反右派嚴重擴大化和反右傾的“左”傾錯誤。在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盲目冒進，犯了推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國民經濟從1959～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中共中央曾多次努力糾正“左”傾錯誤，1962～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但“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徹底糾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所發展，終於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1966年5月，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發動“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這一錯誤進行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1971年 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團敗露。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這場歷史性災難，中國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中央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申和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錯誤口號，要求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這次全會還確立了鄧小平在中共黨內實際上的主要領導地位。此後，中共從各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撥亂反正工作，制訂和執行了一系列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1981年 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科學地總結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經驗和教訓，確立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1982年9月中共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綱領。1987年10月，中共召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系統地闡明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這就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大會還確立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三步戰略目標，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準。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到“十三大”召開時，黨員人數為4600萬。自1978～1990年改革開放十多年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國家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城鄉人民生活明顯改善。1991年 1月中共中央十三屆七中全會宣佈，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步戰略目標已經實現；會議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的建議》，提出了今後十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任務和方針政策。
中共在國際事務中的基本立場是：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持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以及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組織和人士的團結，共同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政黨的關係。
組織機構
中央機構
中國共產黨的中央組織由下列機構組成：
- 全國代表大會
- 中央委員會組織系統（領導機構）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簡稱“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簡稱“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治局”；成員簡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成員簡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或“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簡稱“中央政治局常委”）
- 中共中央書記處（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辦事機構，成員簡稱“中央書記處書記”）
- 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其職權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共中央軍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
- 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委”）
地方組織結構
- 各地方代表大會
- 各地方委員會
領導體制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
党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第10條）。目前的“黨代會”一般每五年舉行一次，為期數天。
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党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21條）。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一般每年舉行一次，為期二至三天，常根據全國代表大會排序簡稱“幾幾屆幾中全會”。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22條）。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定期舉行，但是由於其二十多個成員中有多名直轄市市委書記等不在北京的人員，非預定例會的情況下，往往即使有重大事宜也不會、不及召集政治局全體會議。
中央政治局未舉行全體會議閉會期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代行其職權，實際決定日常黨和政府的大小事宜，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核心和實際最高權力機制。三個閉會，使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集中到頂端，集中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理論上，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有權駁回中央委員會或中央政治局的不正確決定，實際歷史上在非動亂時期從未發生過這一情況。
在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上級黨的組織認為有必要時，可以調動或者指派下級黨組織的負責人（13條）。人事任免權直接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由上而下的控制力，上級和中央可以隨時撤換下級領導人。
歷任領導人
- 中央局書記：陳獨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舉產生）
-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1922年7月，中共二大選舉產生）
-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1923年6月，中共三大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1925年1月，中共四大推選）
-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推選）
-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選舉產生）（注：1931年，向忠發被國民黨逮捕殺害後，由王明代理）
- 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秦邦憲）（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洛甫）（1935年1月，遵義會議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產生）
-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追認）
-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歷史上的重大會議
西湖會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1922年8月29日-30日在杭州西湖舉行。中共中央執行委員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及翻譯張太雷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討論了共產黨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會議經激烈的爭論，最後尊重共產國際的提議，通過相應的決議。原則確定，只要國民黨能夠按照民主原則進行改組，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兩黨合作。
中共中央北京特別會議（1926）:1926年2月21日-24日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中心是解決“五卅”運動以後革命的總的戰略方針問題。指出現時政局是中國革命發展中非常緊急的時期，是反動勢力聯合向民眾勢力進攻時期，党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責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戰爭。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幹，必須加緊進行北伐戰爭必將經過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群眾工作，特別是要注意發動和組織農民群眾，以便接應北伐軍，積極支持和參加北伐戰爭。會議強調只有發展農民運動和鞏固工農聯盟，才能引導國民革命達到最後勝利。會議通過《關於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北方區政治軍事工作問題》等決議。
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會議（1927）：1927年7月12日至26日，根據共產國際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訓令，在鮑羅廷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臨時政治局會議。中央決定讓陳獨秀去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未讓他參加會議，陳獨秀拒不服從這一決定，向黨中央提出了辭職要求，從此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成立了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成員有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實際上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全黨的統治。會上，黨中央發表了《對政局宣言》。
八七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為鄱陽街139號）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因出席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既不是中央全會，也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故稱為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共青團代表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湖北省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表王一飛，中央秘書鄧小平等2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及另外兩位俄國同志也參加了會議。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僅開了一天。會議共有3項議程：(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報告；(3)改選臨時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在農民、軍事等問題上的錯誤，強調軍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明確指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一個轉捩點。
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1927）：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政治局委員任弼時、羅亦農、向忠發、顧順章；政治局侯補委員周恩來、張太雷、李立三、鄧中夏、張國燾；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的代表蔡和森、彭述之、任旭等。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也參加了會議。會議原則上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政治紀律決議案》、《關於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及《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職工運動決議案》因來不及討論，由職工運動委員會討論通過後交臨時政治局審定公佈。會議增選周恩來、羅亦農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會議決定派陳獨秀、蘇兆征、李立三為代表赴共產國際。
古田會議：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古田會議解決了如何把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它所確定的著重從思想上建黨和從政治上建軍的原則，為後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思想的形成、發展和成功實踐奠定了基礎。會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大會經過熱烈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約3萬餘字的8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11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書記。
遵義會議：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後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會後，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雲南紮西（今威信）縣境後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後的任務和戰略方針。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
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國共產黨在陝北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有：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劉少奇、秦邦憲（博古）、彭德懷、鄧發、凱豐（何克全）、李維漢、吳亮平、張浩（林育英）、楊尚昆、郭洪濤等10多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參加了會議。會議主要分析了華北事變後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討論了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等問題，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會議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還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這次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遵義會議只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作出決議，而瓦窯堡會議則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
洛川會議：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國共產黨在陝西省洛川縣城北10公里處的紅軍指揮部駐地馮家村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任弼時、關向應、凱豐、彭德懷、張國燾，部分紅軍領導及有關方面負責人劉伯承、賀龍、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肖勁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鐘等22人參加了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並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張浩、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組成。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周恩來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參加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17人，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負責人38人。這是1928年黨的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毛澤東、王稼祥、王明、周恩來、朱德、康生、彭德懷、博古、劉少奇、陳雲、項英、張聞天被選舉為全會主席團成員。全會的主要任務是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解決黨內一度出現的右傾錯誤，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調。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張聞天、周恩來等同志也分別向會議報告了各方面和各地區的工作情況。由王稼祥致閉幕詞。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全會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歷史意義。毛澤東在回憶民主革命時期党的歷史時曾說：“中國黨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會議。一次是1935年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41年）：1941年9月10日在延安舉行。會議檢討了黨的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確認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前黨中央領導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並決定在全黨發動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思想革命運動。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為1942年全黨整風運動的開展作了重要準備。
延安文藝座談會：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有文藝工作者、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共100多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雲、任弼時、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對後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座談會於5月2日、16日和23日共舉行過三次全體大會，討論得十分熱烈，在充滿民主的氣氛中，先後有幾十位作家發言。毛澤東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議。會後，毛澤東將兩次講話整理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毛澤東這篇著名的《講話》，總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基本歷史經驗，明確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服務的方向，解決了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的文藝的革命方向問題，不僅對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也是對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有力地推動了文藝界整風運動，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文藝運動的發展。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舉行。會議用整風精神總結陝甘寧邊區的歷史，檢查陝甘寧邊區的工作，批判了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下陝北黨內少數同志所犯的錯誤，特別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加強了党的一元化領導。會議對邊區政府工作，特別是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12月，毛澤東在會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科學地總結了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經驗，針對日軍進攻和國民黨包圍封鎖造成的解放區財政經濟的困難，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和“精兵簡政”的政策，號召解放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力更生，克服困難。會議制訂了把群眾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的正確方針。會後，八路軍第三五九旅在南泥灣實行“屯田政策”，艱苦創業，成為全軍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
三月政治局會議：1943年3月16日至20日，在延安整風正在進行期間，為了適應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出現重大轉機和党領導的敵後抗日戰場出現恢復發展形勢的需要，加強党的一元化領導，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著名的“三月政治局會議”，對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的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一次較大調整和精減。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康生、凱豐、博古、鄧發、張聞天、楊尚昆、彭真、高崗、葉劍英等13人。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對黨中央領導機關的設置和工作職責作出以下兩個主要方面的規定：一是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的職責。二是根據中央精簡政策和過去的經驗，對中央機構進行重新調整，以達到更能增強領導效能的目的。“三月政治局會議”在繼1935年1月黨的遵義會議後，從組織上徹底完成了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糾正，進一步確定和強調了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地位，調整和精簡了中央機關，有效地加強了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為制定《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召開黨的七大，從思想上和組織上統一全黨奠定了基礎，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
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於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工委的主要負責人劉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和各解放區的主要領導人李雪峰、王從吾、張稼夫、薄一波等，以及華北地區大多數地委和晉察冀野戰軍各旅的代表，共107人。會議由中央工委書記劉少奇主持，歷時近兩個月。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10月10日正式頒佈實行。
中央小河會議：1947年7月21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又稱小河會議。會議在院子裡臨時搭的涼棚下舉行。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中央部門和西北地方領導人陸定一、楊尚昆、彭德懷、賀龍、習仲勳、賈拓夫、張宗遜、馬明方、王震、張經武，還有從晉南前線趕來的陳賡。周恩來在會上總結了人民解放軍在戰爭第一年取得的成績，分析了敵我雙方軍事實力的消長趨勢。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小河會議是解放戰爭處於轉折關頭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對於實現中共中央的戰略意圖，即不等完全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總兵力超過敵軍，就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迫使敵人轉入戰略防禦，改變敵我攻防形勢，將中國革命推向新高潮，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中央十二月會議：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即十二月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彭德懷、賀龍、林伯渠、張宗遜、習仲勳、馬明方、張德生、甘泗淇、王維舟、李井泉、趙林、王明、謝覺哉、李維漢、李濤，共19人。會議主要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是中國共產黨在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整個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綱領性的檔。會議所制定的政治、經濟綱領，比《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綱領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1948）：1948年9月8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彭真、董必武等七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鄧穎超、廖承志、聶榮臻、滕代遠、陳毅、饒漱石、曾山、鄧小平、徐向前、薄一波、葉劍英、劉瀾濤、張鼎丞、賀龍等14人參加了會議。毛澤東作了報告。會議圍繞“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為中心，檢查了過去時期的工作，規定了今後時期的工作任務。會議根據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提出從1946年7月算起，用大約五年左右的時間，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為此，要求各戰略區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年準備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會議通過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會議還討論了為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幹部的準備工作問題。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1953年）：1953年12月24日舉行。會議揭露了高崗、饒漱石的問題，向高崗提出了嚴厲警告，並提出了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政治局根據這個建議起草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提交即將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討論。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54年）：1954年4月27日召開。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鄧小平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會議：1956年1月14日-20日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著重講了知識份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代表黨中央鄭重宣佈：我國知識份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首次提出我國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知識份子的觀點。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廖魯言作了關於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說明。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講了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份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準而奮鬥。根據會議的建議，成立了以陳毅為主任的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集中了一大批優秀科學家編制了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全國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以及若干方面的具體計畫。
北戴河會議（1958）：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秦皇島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討論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以及當前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農村工作等問題。會議提出“以鋼為綱，全國躍進”的方針，號召1958年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8月29日，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關於一九五九年計畫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展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關於深耕和改良土壤運動的指示》、《關於肥料問題的指示》、《關於繼續展開除四害運動的決定》等四十項決議。會後，在全國很快形成了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
廬山會議：包括兩次重要會議：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2日至16日舉行的黨的八屆八中全會。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的原定議題是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指標，繼續糾正“左”傾錯誤。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提出19個問題要求大家進行討論。會議從7月3日至10日，按六個大區進行小組討論。7月10日，毛澤東在組長會議上講話，毛澤東講話以後，會議繼續分組討論《廬山會議議定記錄》，並準備在7月15日結束。7月14日，彭德懷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不便在小組會上談的想法，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與會全體同志。隨後，會議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在小組會上，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等發言認為信的總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懷信中的意見。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從此，會議轉為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進行揭發批判。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召開了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75人，候補中央委員74人。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14人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的議題：一是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進行批判；二是討論調整1959年經濟計畫指標。毛澤東在會議期間作了多次講話。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全會決定撤銷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4人分別擔任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他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以觀後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已先後為這些同志平反）
七千人大會：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了這次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和部隊負責幹部近七千多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對建國以來十二年的工作特別是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經驗和教訓進行了總結。1月30日毛澤東在會上就黨的民主集中制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承擔了責任。1月31日至2月6日，各大組對省委、中央局、國家機關及有關負責同志提出批評意見。2月6日下午全體會議上，鄧小平講了黨的工作問題，代表中央書記處，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周恩來講了國內經濟問題，從國務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的問題承擔了責任。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於清理實際工作中的“左”的錯誤，進一步貫徹“八字方針”，促進國民經濟好轉，起了積極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66年）：1966年5月4日-26日在北京舉行。當時毛澤東在外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5月4日聽取康生關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起草情況的介紹和對彭真的所謂揭發。隨後，會議錯誤地展開了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揭發批判。5月16日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18日林彪講了話。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開，標誌著“文化革命”進入了全面發動的階段。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69名，候補中央委員112名。中央及地方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列席了會議。全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全會開始了系統地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全會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9人為中央委員。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並選舉陳雲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為副書記。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使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思想上、政冶上、組織上全面恢復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將党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健康發展的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中國共產黨各時期的入黨誓詞
《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第六條規定：“預備黨員必須面向黨旗進行入黨宣誓。誓詞如下：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党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党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黨的一大和二大上，分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綱領》和《章程》都對黨員的言行提出了較為明確的要求，並在以後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對黨章不斷進行了修改，從而對黨員的要求作了進一步的完善。
紅軍時代，入黨誓詞已經比較規範，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初期入黨誓詞幾經修改。
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首次把入黨誓詞作為一條寫進了黨章。把入黨誓詞寫進黨章，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通過的黨章都重申了這一條。
中國共產黨的入黨誓詞共分為5個時期：
紅軍時期：嚴守秘密，服從紀律，犧牲個人，階級鬥爭，努力革命，永不叛黨。
抗日戰爭時期：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堅持執行黨的紀律，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
解放戰爭時期：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作如下宣誓：一、終身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二、党的利益高於一切。三、遵守黨的紀律。四、不怕困難，永遠為黨工作。五、要做群眾的模範。六、要保守黨的秘密。七、對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撓永不叛黨。
建國初期：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承認黨綱黨章，執行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隨時準備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全人類徹底解放奮鬥終身。
十二大以後：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党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党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