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
賀龍（中文拼音：He Long；英語：He Long；1896年3月22日－1969年6月9日），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原名賀文常，字雲卿，湖南省桑植縣人。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鬥爭生涯中，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建立了不朽功勳。
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湖南省桑植縣洪家關一戶貧苦農民家庭。由於家境貧寒，念私塾五年，便輟學務家。少年的賀龍以憤世嫉俗，仗義疏財，敢於同惡勢力相抗爭而聞名鄉里。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於1914年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党，在桑植、石門、沅陵等縣從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裝鬥爭。曾三度入獄，威武不屈。1916年，他以兩把菜刀鬧革命，奪取了反動派的武器，組織起一支農民革命武裝。這支武裝在軍閥林立的舊社會，屢遭失敗，幾經起落，在賀龍的堅強領導下，逐漸發展壯大，在討袁護國和護法戰爭中屢建戰功。
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賀龍積極擁護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高舉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旗幟，率部參加北伐戰爭。1926年夏，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時，已成為北伐軍中著名的左派將領。1927年6月，由於戰功卓著，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他不斷追求真理，在北伐戰爭中，逐漸由信仰三民主義轉變為信仰共產主義。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革命轉入低潮，賀龍無所畏懼，堅定地站在共產黨和工農大眾一邊，率部參加並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擔任起義軍總指揮。在起義部隊南下途中，經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南昌起義後，賀龍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於1928年初由上海回到湘鄂西，領導發動荊江兩岸年關暴動和湘西起義，與周逸群、段德昌等創建了紅二軍團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他反對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搞的肅反擴大化。1934年10月，率部與任弼時、肖克、王震等帶領的紅六軍團在黔川邊境會師，由他和任弼時統一指揮，發起湘西攻勢，在十萬坪、浯溪河重創敵軍，兵圍常德，有力地策應了紅一方面軍突圍長征。1935年2月至8月，他和任弼時指揮紅二、六軍團反“圍剿”，在陳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園連獲大捷，殲滅了整師整旅的敵人，粉碎了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開闢了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1935年11月，賀龍、任弼時領導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他們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圍追堵截，轉戰湘鄂川黔滇康青甘。1936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紅二、六軍團在甘孜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與朱德、劉伯承、任弼時、關向應等對張國燾分裂党、分裂紅軍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護了黨的團結，促進了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
抗日戰爭開始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賀龍任八路軍第120師師長。1937年9月，率師主力東渡黃河，挺進敵後，配合國民黨軍隊對日軍發起忻口戰役，取得了雁門伏擊戰等勝利。後轉入晉西北管涔山區，率部粉碎日軍對晉西北的進攻，接連收復岢嵐、五寨等七座縣城，開闢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1938年底奉命率部挺進冀中，任冀中軍政委員會書記，指揮第120師和八路軍第三縱隊轉戰冀中平原，先後在大曹村、曹家莊、邢家莊、黑馬張莊，四戰四捷。他指揮的河間齊會戰鬥，是抗日戰爭中平原殲滅戰的範例。1939年9月，在晉察冀邊區指揮了著名的陳莊戰鬥。1940年率部返回晉西北，擔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和晉西北軍區司令員，領導晉西北軍民粉碎了日軍多次“掃蕩”，指揮晉綏軍民“把敵人擠出去”，創造了許多光輝戰例。他領導晉綏人民進行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使晉綏根據地不斷擴大和鞏固。1942年6月，他擔任陝甘寧和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為陝甘寧和晉綏兩個根據地的建設作出了傑出貢獻。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日軍投降後，賀龍率領晉綏部隊主力揮師北上，解放了晉中廣大地區，並與聶榮臻指揮的晉察冀部隊一起進行了綏遠戰役、晉北戰役，協同晉冀魯豫部隊發起了呂梁、汾孝戰役，打退了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的進攻，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解放戰爭開始後，賀龍奉命協助彭德懷組織指揮西北戰場部隊，並主持後方根據地的建設，負責陝甘寧和晉綏的財經工作。他積極領導根據地人民進行土地改革，集中邊區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援前線部隊作戰，為西北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12月，賀龍率華北野戰軍第十八兵團等部，由陝入川，配合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第二野戰軍，殲敵數十萬人于成都地區。西南各省解放後，賀龍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和西南軍區司令員、中共西南局第三書記。他與鄧小平、劉伯承一起領導了清剿土匪，恢復生產，建設邊疆，以及改造起義投誠的原國民黨部隊等工作，為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大西南，建設大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賀龍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卓越領導人。1954年調中央工作後，一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在 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期以來，他積極參與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1959年底，任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同羅瑞卿等領導了我國的國防工作建設。1964年初，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與葉劍英、羅瑞卿等組織全軍群眾性的大練兵運動，有力地推動了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從建國初期開始，他一直兼任國家体委主任，是中國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在國際事務中，他協助周恩來工作，多次出訪歐亞各國，為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間的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賀龍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殘酷迫害。他始終堅持黨的原則，對林彪、江青、康生一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表現了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的氣節和高尚品德。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
賀龍是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他一生追求真理，把畢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獻給了黨和人民。戰爭年代，為人民的解放事業，英勇善戰，歷盡艱險，百折不撓；和平時期，為社會主義建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嚴格遵守黨的紀律，自覺維護黨的統一和團結。他對敵人恨，對人民愛，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大公無私，剛直不阿，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豁達大度，愛護戰士，關心群眾。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崇敬和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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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經中央軍委確定，33人被冠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的稱號，1994年8月又確定增補3人，共計36人。其中有五位國家主要領導人，10位元帥，10位大將。有11人在新中國建立前獻身。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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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年譜
1896年
3月22日 (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二月初九)出生于湖南桑植縣洪家關，取名賀文常。
父親賀士道，以裁縫為生；母親王金姑，務農。全家僅薄田3畝。
1901年
入私塾讀書，學名賀平軒。
1910年
桑植水災為患，為養家糊口，結伴在湘鄂川黔邊境趕騾馬做生意，倍受邊境鹽局稅卡的盤剝。
1914年
由執教于桑植高等小學的留日學生陳圖南介紹，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投入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賣國求榮的鬥爭。奉命去石門、沅陵兩縣從事兵運工作。事泄，連夜返回常德，途中，被土匪綁架，並同土匪一起，被沅陵警備隊關進監獄，後由賀士道買通官府，取保釋放。
1916年
1月 與陳圖南、大姐夫谷績廷一起，領導湘西暴動，奪取石門縣泥沙團防隊等處80餘條槍，發動群眾，兩次攻打石門未成，暴動失敗。
3月16日 帶領鄉鄰20餘人，在芭茅溪舉行“兩把菜刀”起義，搗毀芭茅溪鹽局稅卡，繳槍12支，成立了一支農民武裝。下旬，任桑植討袁軍總指揮。
4月 任湘西護國軍左翼第一梯團第二營營長。
6月 率部移駐常德，被湖南督軍譚延闓繳械，因有事外出得以脫險，返回桑植。
9月 到長沙，與中華革命黨取得聯繫，改名賀龍，繼續參加鬥爭。
1917年
9月 奉命回湘西發動武裝鬥爭，任湘西護法軍遊擊司令。
12月 部隊被湘西護法軍總司令張溶川吞併，賀被扣押7天后釋放，決定返回家鄉重建武裝。在石門、慈利交界的兩水井，和吳玉霖用兩把菜刀，繳槍2支，組織18位元夥伴與湖南援鄂的護法軍一起，入鄂與北洋軍閥部隊作戰。
1918年
春 被湘西護法軍第五軍軍長林德軒委任為湘西護法軍第五軍第五團第一營營長。
1919年
夏 被澧州鎮守史王子豳任命為團長。
1920年
7月 王子豳被其副使卿衡謀殺，其子王育寅在慈利起兵。鑒於王子豳已靠攏孫中山，乃支持王育寅討伐卿衡。
9月 林修梅來湘西，任湘西靖國軍總司令，被林委任為第三梯團團長。
10月 擔任湘西巡防軍第二支隊支隊長。
1922年
春夏之交 隨孫中山派往四川的原川軍師長石青陽入川，任川東邊防軍警衛旅旅長，擊敗吳佩孚支持的黔軍袁祖銘部，攻佔涪陵。秋，移駐彭水。
是年 廣東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避難上海，派參謀赴滬晉見孫中山，表示竭盡全力支持革命事業。孫中山復函慰勉，稱其“邊徼久戍，艱苦逾恒，而壯志不渝，忠誠自矢，此真可為干城之寄。”
1923年
6月 任四川討賊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兼川軍第九混成旅旅長。與湯子模、周西成協同，切斷長江交通，阻止北洋軍增援。
9月 在涪陵，親率部隊扣捕為吳佩孚運送軍火進川的日本日清公司客輪宜陽丸，擊斃開槍拒捕的日方船主，俘虜吳佩孚的軍械處長，繳獲子彈82萬餘發。
冬 討賊軍內部分化，陣線瓦解，重慶失陷，討賊之戰失敗。由此，開始對孫中山依靠舊式武裝進行革命產生懷疑，認為：“孫中山是個偉人，可是，他依靠的還是軍閥隊伍，早晚是靠不住的。革命，要有本錢，不是經商，可以借錢作買賣。”
1924年
夏 移駐貴州銅仁縣，收到在廣東黃埔軍校學習的桑植籍學生和秘書長嚴仁珊的親戚周逸群寄來的許多書刊和關於國共合作情況的書信，讀後極為興奮地說：“確實這樣做，那在政治上就確實找到了出路。”欲辭職去廣東，未獲准許，後派參謀去粵晉見孫中山。
10月 孫中山任命熊克武為滇川黔建國聯軍前敵總司令兼建國川軍總司令，取道湘西，北伐曹琨、吳佩孚。率部為建國聯軍先遣隊返湘。
冬 與共產黨人多次接觸，商談國是，其中有中共湘區省委委員、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夏曦，兼有國共兩黨省委委員的陳昌等。
1925年
2月 任建國川軍第一師中將師長。
4月15日 任澧州鎮守使，管轄7個縣。時值澧屬各縣久旱成災，悉心救災賑荒，整頓金融，清鄉治匪，開辦學校。“五卅”慘案在上海爆發後，湖南各地形成聲勢浩大的愛國反帝運動。親自向長沙、上海等地學生、工人發出支持電報，捐助3000銀元，予以支持。
10月 省長趙恒惕不滿其在澧州所為，下令討伐，兵圍澧州。被迫率師轉移，並通電全國，闡明是非，暫駐貴州銅仁、松桃一帶。
1926年
春 獲悉廣州國民政府準備出兵北伐，即誓師返湘。佔領沅陵等地，準備與吳佩孚、張作霖組織的“討賊聯軍”葉開鑫部作戰。
7月16日 被廣州國民政府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六師師長，參加北伐戰爭。
8月 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熱烈歡迎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派共產黨員周逸群率宣傳隊來到一師，建議宣傳隊全體隊員留在一師工作，並向周逸群提出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要求。請求中共湘區省委派人來幫助開辦政治講習所。
9月 率部攻佔公安，激戰黃金口、鬥堤湖，打敗北軍盧金山部。任命周逸群為第一師政治部隊主任，開始建立政治機關，配備政治工作人員，支持部屬加入中國共產黨。
12月 攻佔宜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將第一師改編為獨立第十五師，任師長。
1927年
3月15日 在漢口，逮捕了蔣介石派來武漢策動西南軍隊投蔣的秘書長李仲公。
4月 處理了陰謀投蔣、策劃鬧餉、製造事端的陳圖南。
4月至6月 率部入豫，參加武漢國民政府發動的第二次北伐。激戰逍遙鎮，奪取臨穎，佔領開封。
6月15日 獨立十五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任軍長。26日，奉命率部返抵武漢。
7月初 在武漢，首次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向周恩來表示，我認定共產黨是最好的，我服從共產黨的領導。
7月10日 同意周逸群轉達的中共中央軍委建議，將正遭受國民黨右派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糾察隊編入第二十軍教導團。
7月15日 汪精衛在武漢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命令部隊在武漢三鎮的許多共產黨機關和工會、農會等革命團體的門外掛上二十軍的旗幟，派兵站崗，阻止反動派搜捕，並將因在各地遭受迫害而逃來武漢的共產黨員300余人保護起來。
7月17日 在二十軍連以上軍官大會上表示，現在革命到了危急關頭，我要跟共產黨走革命的路，堅決走到底!
7月23日 率部到達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就中共中央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暴動，徵詢意見，希望賀龍率第二十軍一起行動。當即表示：“感謝黨中央對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話，贊成!我完全聽從共產黨的指示。”
7月25日 與葉挺、葉劍英在九江甘棠湖開會，決定不理會張發奎要他們上廬山的命令，立即開赴南昌。
7月27日 到達南昌，會見中共方面有關人士李立三、譚平山、朱德、惲代英、劉伯承、吳玉章、徐特立、高語罕、方維夏、郭亮、朱蘊山等。在談到南昌暴動要設法爭取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參加時，說：“我們要拉張發奎就不必幹，若要幹，就不必拉張發奎。”
7月28日 周恩來到第二十軍，告之起義計畫，並徵詢意見。表示：“我完全聽從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麼幹就怎麼幹。”周恩來說，中共前委任命你為起義軍總指揮。
7月31日 列席前委在第二十軍軍部召開的會議，決定8月1日淩晨4時起義。下午，召開第二十軍營以上軍官會議動員起義，說：“國民黨已經叛變了革命，國民黨已經死了。我們今天要重新樹起革命的旗幟，反對反動政府，打倒蔣介石，打倒汪精衛。我們大家在一塊都很久了，我們今天起義了。願跟我走的，我們一起革命，不願跟我走的，可以離開部隊。我們今後要聽共產黨的領導，絕對服從共產黨的命令。”
8月1日 與周恩來、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在南昌指揮起義。
8月底或9月初 起義軍南下途中，在瑞金，由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出席入黨儀式並講話。出席儀式的還有李立三、惲代英、譚平山等。
10月7日 南昌起義失敗，和劉伯承、葉挺、林伯渠、吳玉章等從陸豐抵香港。
11月初 從香港到達上海，並會見周恩來。周恩來告之，中共中央安排他去蘇聯學習。後被敵人發覺，遭到通緝，未能成行。
11月中旬 在等待中共中央安排工作時，通過周逸群，向周恩來請求，願去湘鄂邊重新組織武裝。
1928年
1月8日 中共中央常委會同意賀龍回湘西組織武裝的要求，決定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書記，賀龍、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為委員，發展湘西工農武裝，開展遊擊戰爭，造成割據局面。中旬，與周逸群等離開上海赴武漢。
1月中旬 在鄂西組織第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
2月20日 離開鄂西去湘西組織武裝，28日，到達桑植縣洪家關。
4月初 前往湖北鶴峰籌款。國民黨軍進犯桑植，革命武裝因失去統一指揮，戰鬥失利，大部潰散。周逸群轉往鄂西。回桑植重新組織起3000人的武裝，開展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權的工作。
7月 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撤銷湘西北特委，成立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任書記，並正式編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任軍長。鑒於部隊成份複雜，決定：漸進地將原有部隊進行改造，加緊訓練，吸收進步士兵入黨；擴大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宣傳，推動廣大農民起來鬥爭。
9月初 遭敵多次襲擊，第四軍傷亡巨大，全軍僅余200來人，被迫轉移至湖北鶴峰縣堰埡一帶大山中，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為堅持鬥爭，在困難中進行整頓，遣散老弱病殘和政治上不堅定分子，紅四軍僅剩91人，72條槍，但形成了党的堅強領導。
1929年
1月 率紅四軍佔領鶴峰，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和中共鶴峰縣委及農民協會、農民自衛武裝，建立了湘鄂西第一個革命根據地。
5月 佔領桑植縣城，消滅地方反動武裝，將桑植、鶴峰兩地連成一片，湘鄂邊根據地初步形成。
7月中旬 指揮紅四軍在南岔和赤溪河渡口全殲進犯桑植的湖南警備第一軍軍長陳渠珍所屬向子雲部。
1930年
7月4日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率紅四軍在鄂西公安與紅六軍會師，成立紅二軍團。紅四軍改稱紅二軍，任軍團總指揮兼紅二軍軍長。
7月下旬 根據紅二軍團前委決定，指揮紅二軍團拔除洪湖根據地內的白色據點，基本肅清了襄河(漢水)以南潛江境內的反動武裝，並北渡襄河攻佔天門縣重鎮嶽口，將鄂西地區的江陵、監利、潛江、沔陽等根據地聯成一片。
9月5日 中共中央長江局強令紅二軍團攻取沙市，率部發起進攻，未果，傷亡千餘人。
9月中旬 新任湘鄂西特委書記兼紅二軍團政委鄧中夏主持前委擴大會決定：南渡長江，進攻岳陽，截斷武(漢)長(沙)鐵路配合紅一、三軍團攻打長沙。與周逸群一起，不同意置辛勤締造的蘇區於不顧，驅使全軍攻打遙遠的長沙，但未被接受，被迫根據會議決定率部渡過長江，攻克南縣、華容、公安、津市，圍困澧州。
12月下旬 南征失敗，被迫率部退到湖北鶴峰、五峰一帶。
1931年
3月底4月初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紅二軍團縮編為紅三軍，任軍長。根據中共湘鄂西特委來信精神，建議回洪湖參加反“圍剿”。鄧中夏不同意，主張另創根據地策應洪湖鬥爭。根據前委會議決定，率部占巴東，渡長江，連克興山、秭歸、遠安、荊門。
4月中旬 因敵軍優勢兵力來攻，率軍往鄂西北地方。
6月 率軍攻佔房縣，開闢鄂西北根據地。
9月 得悉洪湖的紅九師沿襄河北上迎接紅三軍主力，率軍離開鄂西北，下旬，在劉猴集與紅九師會師。
10月 返回洪湖。此時，執行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夏曦來湘鄂西，組成臨時省委和中央分局，任分局書記。夏曦以臨時省委名義，將紅三軍編為5個大團，取消師部，並規定軍部受省軍委指揮。為此，與夏曦展開了爭論。後經中共中央指示，恢復了紅三軍各師師部，但在總的方面中共中央支持了夏曦推行的“左”傾路線。
1932年
1月 指揮紅九師渡襄河，克皂市、龍王集、陳家河，殲滅敵第四十八師特務團和工兵營全部，第四師十二旅大部和眾多礦警、民團，俘十二旅旅長張聯華。
3月初 率部在文家墩地區全殲“清剿”襄北的敵第一四四旅，俘旅長韓昌峻以下2000餘人，粉碎了敵人的清剿計畫。
6月至12月 蔣介石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發動第四次“圍剿”，其左路軍10萬余人向洪湖根據地進攻。紅三軍由於執行 “左”傾的“不停頓地進攻”和大規模地開展“肅反”運動，誣殺了大批忠貞的幹部，根據地和紅軍陷入外有強敵壓境，內有自我摧殘的危險局面之中，反“圍剿” 失敗，紅三軍被迫退出洪湖蘇區。根據中共中央分局決定，率紅三軍繞道豫西南、陝南、川鄂邊境向湘鄂邊轉移。
1933年
1月 佔領鶴峰，完成轉移任務。向分局提出：恢復湘鄂邊蘇區，以鶴峰為後方，向湘西發展，為疲憊之師取得一個恢復和整頓的地區；暫停肅反，以後有反革命再說。分局會議上，對恢復蘇區達成一致意見，暫停“肅反”的建議未被採納。從三月份開始繼續進行了兩次大規模“肅反”，段德昌等一大批幹部被誣殺。
1月下旬 夏曦在分局擴大會上提出解散黨、團組織，創造新紅軍，繼續進行“肅反”。對此，再次提出反對意見，在會上說：“解散黨，我不同意。我在舊軍隊時就想參加黨，到南昌暴動時才加入。我只曉得紅軍是党領導的。”
7月 蔣介石任命徐源泉為湘鄂邊“剿匪”總司令，指揮14個多團的兵力發動進攻。中央分局決定分兵開闢新區。與關向應率紅九師活動於利川、咸豐、宣恩交界地區。
12月 蔣介石派政客熊貢卿前來遊說，企圖收編。熊先派梁素佛前來送信，要求會面。感到其中有陰謀，向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報告。分局決定，為了搞清蔣對中央蘇區及紅四方面軍的陰謀，允許熊貢卿前來。
1934年
1月23日 在龍山縣茨岩塘將熊貢卿公審後槍決。
5月 為擺脫困境，率紅三軍進入貴州東部，在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及毗鄰的四川酉陽、秀山邊界地區，建立黔東根據地。
7月 中共中央交通員送來5月6日寫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及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決議。
8月 與夏曦、關向應召開中央分局會議，通過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會決議的決議》，對夏曦所犯錯誤進行了初步批評，停止了連續兩年多的“肅反”。
10月23、24日 在印江縣的木黃和松桃縣的石樑與由任弼時、肖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會合。不久，恢復紅二軍團番號，任軍團長。
10月28日 為配合紅一方面軍長征，和任弼時等率二、六軍團離開黔東，向湘西的龍山、桑植、永順地區發動攻勢，創造根據地。
11月16日 陳渠珍調動10個團的兵力分4路進攻紅軍。和任弼時、關向應指揮紅二軍團誘敵深入，在龍家寨地區殲滅其兩個多旅，乘勝佔領桑植。
11月26日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大庸成立中共湘鄂川黔邊區臨時省委、省軍區和省革命委員會，任省委委員、軍區司令、革命委員會主席。
12月 為執行中革軍委威脅湖南敵軍側背的指示，和肖克、關向應率紅二軍團主力、紅六軍團五十一團佔領桃源縣城，包圍常德，迫使與中央紅軍作戰的大量國民黨軍調往常德、桃源一帶。月底，主動停止進攻，率部西返大庸、永順休整。
1935年
4月 由於1月底蔣介石集中6個縱隊80多個團向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圍剿”，根據地日益縮小。省委和軍分會決定，跳出包圍圈，轉往長江以北。率部到達桑植縣陳家河一帶，急襲敵第五十八師一七二旅，予以全殲。接著，又在桃子溪，全殲第八十五師師部和兩個團。軍分會改變原決定，打回去開創新局面。率部收復桑植、永順地區。
6月 率部向鄂西進攻，包圍宣恩縣城，指揮主力在忠堡東北殲敵第四十一師師部及1個多旅，活捉師長張振漢。
8月 親率紅二、六軍團主力，在龍山板粟園地區全殲第八十五師師部和兩個團，擊斃師長謝彬，迫使蔣介石命令湘、鄂軍隊轉入防禦。為了解決紅軍補給困難，準備對付敵人更大規模的“圍剿”，建議抓住時機，以主力向敵人兵力薄弱而又物產豐富的津、澧地區出擊。8月中旬，連克石門、澧州、津市等城，紅軍在兵員、物資上得到了補充。
9月 蔣介石調集130多個團的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新的“圍剿”。為打破敵人“圍剿”計畫，撤離津市、澧州。
11月 由於敵人集中兵力，步步為營，根據地日益縮小，形勢極為不利，根據軍分會決定，率二、六軍團在桑植縣劉家坪誓師出發，進行長征。
1936年
1月 指揮紅二、六軍團進入湘中、湘南，調動敵人，爾後轉向貴州，到達石阡地區。
2月 指揮紅二、六軍團佔領黔西、大定、畢節。下旬，為避開敵軍合圍，率部進入烏蒙山區。
3月 22日率紅二、六軍團巧妙地從敵人100多個團中間穿插而出，在昭通、威寧間越過滇軍防線，直趨滇東。28日，進至盤縣、亦資孔地區。
4月 為北渡金沙江，與紅四方面軍匯合，指揮紅二、六軍團佯攻昆明，甩掉追兵。25日至28日，在石鼓渡過金沙江，進入康藏高原。
5月1日 指揮紅二、六軍團越過哈巴雪山，到達中甸縣。
7月1日 率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會師後，張國燾拉攏紅二、六軍團，散發反對中共中央的檔《反對毛、周、張、博逃跑主義路線》。對此，明確表示：“張國燾分裂黨中央是錯誤的，這個材料不能散發。”並立即通知紅二、六軍團各部隊：“接到小冊子統統收起來。”張國燾企圖召開聯席會議，以多數壓少數，與任弼時以“誰來作報告？如有不同意見，誰做結論”為由予以拒絕。
7月5日 根據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紅二、六軍團和三十二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任總指揮。
7月上旬 將紅二方面軍組成兩個梯隊，率部由甘孜出發，向哈達鋪前進。過草地時，為解決部隊食物，組織大家挖野菜，親自釣魚，殺掉自己的棗紅馬，帶領幹部群眾克服困難，征服草地。
9月上旬 率紅二方面軍到達哈達鋪、禮縣地區。
9月11日 根據中共中央軍委制定的作戰計畫，指揮紅二方面軍對陝甘邊界展開行動，到20日，攻克成縣、徽縣、兩當、康縣，成立紅色政權，與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形成南北呼應之勢。
10月21日 率紅二方面軍搶渡渭河後，在會寧縣將台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勝利完成了長征。
11月19日 周恩來帶人民劇社來紅二方面軍慰問，兩人在闊別八年後重逢，向周恩來表示，紅二方面軍擁護中共中央。
11月 按中革軍委命令，邊戰鬥邊轉移。下旬投入山城堡戰役。
12月中旬 “西安事變”發生後，根據中共中央命令，從洪德城出發，經環縣、慶陽開赴三原、雲陽鎮一帶，準備配合東北軍、西北軍反擊可能來犯之敵。
12月下旬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奉命率紅二方面軍移駐陝西富平地區。
1937年
8月22日至25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陝西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明確表示擁護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的原則，贊成紅軍迅速出師，並主動提出將紅二方面軍一部分部隊留在陝北，保衛黨中央。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會後，紅二方面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一二○師，任師長。
8月29日 中共中央軍委前方分會(後稱華北軍分會)成立，任委員，並擔任一二○師軍政委員會書記。
9月3日至28日 率一二○師由富平莊裡鎮出發，東渡黃河，到達晉西北管涔山地區，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
10月 指揮一二○師配合正面戰場的忻口戰役，在日軍側後打擊敵人，先後襲擊南北大常、永興村、雁門關、王董堡，殲敵400餘，切斷日軍的交通補給線。
11月中旬 太原失陷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指揮全師在北起大同口泉、南到汾陽的同蒲鐵路以西地區全面開展遊擊戰爭，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
1938年
1月13日 與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赴洛陽參加蔣介石召集的第二戰區師長以上軍官會議。
2月中旬 指揮一二○師主力在同蒲路北段展開破襲戰，攻佔平社、豆羅車站，切斷忻口至陽曲的交通線。
3月4日 至4月1日指揮一二○師打擊侵入晉西北的日寇，先後收復岢嵐、五寨、神池、偏關、河曲、保德、甯武7城，殲敵1500餘人。
6月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組織一二○師部隊向東向北發展：宋時輪支隊東進與平西支隊會合，挺進冀東；三五九旅進入桑乾河兩岸，開闢以渾源、廣靈、靈丘、淶源為中心的北嶽區根據地；組織一二○師大青山支隊，挺進綏遠，創建大青山遊擊根據地。
10月29日至11月6日 出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會議期間，受命東進冀中，執行鞏固冀中抗日根據地；幫助冀中八路軍第三縱隊；擴大一二○師三項任務。
12月22日 率一二○師主力由嵐縣出發東進冀中。
1939年
1月25日 率部到達河間惠伯口村，與冀中軍區領導機關會合。
2月2日 指揮曹家莊戰鬥，殲敵140餘人。
2月4日 指揮大曹村戰鬥，殲敵300餘人。
2月13日、19日 主持召開一二○師與冀中區黨政軍聯席會議。在會上，針對冀中情況，提出冀中區反圍攻的指導思想；提議由一二○師擔負冀中的主要作戰任務，冀中軍區抽出部隊進行整訓。會上，組成冀中區軍政委員會，任書記。
3月1日 指揮黑馬張莊戰鬥，殲敵130餘人。
3月中旬至4月初 將一二○師七一五團和七一六團分別與冀中軍區獨立四支隊、獨立五支隊合編為一二○師獨一旅、獨二旅。
4月23日至25日 指揮一二○師主力進行齊會戰鬥，殲敵700 餘人，在戰鬥中中毒，中共中央書記處專電慰問。
8月中旬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率一二○師主力離開冀中，轉移到晉察冀邊區的冀西地區待機。
9月27日至30日 在行唐劉家溝指揮一二○師主力進行陳莊戰鬥，殲滅日軍第三十一大隊。
1940年
1月24日 閻錫山制造反共的“十二月事變”，根據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指示，與關向應率一二○師主力緊急回師晉西北。
2月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晉西北軍政委員會，任書記。
3月10日 在窯頭村主持召開一二○師和新軍參謀長會議，部署1940年整訓。
5月 參與糾正晉西北在“四大動員”中的偏差，出席中共晉西區擴大幹部會。
6月中旬 指揮夏季反“掃蕩”，在米峪鎮殲敵500餘；在二十裡鋪殲敵700餘。
8月中旬至9月中旬 指揮晉西北部隊參加“百團大戰”。
11月7日 晉西北軍區成立，任司令員。
1942年
5月 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任司令員。
6月 西北財經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參與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
8月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成立，任分局委員，晉西北軍區改稱晉綏軍區，兼司令員。
11月 領導邊區部隊開展整軍運動。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上作《關於整軍問題》的報告，提出整軍的中心是加強党的一元化領導。
12月至1943年3月 參加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12月21 日和27日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指出：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你要是對生產取消極、輕視、忽視態度，就是違反抗戰與革命的利益。”
1943年
1月6日 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
6月 主持召開陝甘寧晉綏部隊團以上參謀長會議，領導部隊開展練兵運動。
10月 主持召開陝甘寧邊區部隊高級幹部會議，總結經驗，部署進一步開展冬季練兵運動。
1944年
3月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作財經工作總結報告，總結一年來邊區財經工作的經驗教訓，指出邊區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以生產節約、開源節流、穩定金融、鞏固邊幣為中心的五點建議。
10月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組織八路軍南下支隊，開赴江南，建立新的根據地。
1945年
5月至6月 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7月下旬 胡宗南製造“淳化事變”，進攻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組織部隊對侵佔爺臺山的國民黨軍隊實施反擊，全殲來犯之敵。
8月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赴山西統帥晉綏部隊對日反攻。作出南北兩線同時行動的決定。
8月21日 到達汾陽前線指揮作戰，奪取太汾公路兩側中小城市。月底，指揮部隊攻克文水縣城。
9月中旬 率晉綏野戰軍北上綏遠。參加綏遠戰役。
10月25日 指揮晉綏野戰軍主力在卓資山殲滅傅作義部新編第二十六師。
10月底至12月初 與聶榮臻一起，指揮部隊包圍歸綏，進攻包頭。鑒於包頭一時難以攻克，下令到綏東休整。14日，綏遠戰役結束。
1946年
1月22日 參加軍調部大同執行小、組在豐鎮召開的會議，嚴厲駁斥美蔣代表的無理指責，迫使他們簽訂了六項協議。
7月4日 確定“遠交近攻，睦傅打閻”的方針，指揮部隊發起晉北戰役。至8月15日戰役結束，殲敵8600余人，解放晉北9座城鎮。
1947年
7月21日 在靖邊縣小河村，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小、河會議，研究解放戰爭的戰略反攻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提出：陝甘寧邊區在軍事上和財政上都依靠晉綏，今後更加如此，因此決定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賀龍統一領導兩個解放區的工作。會後，再次出任聯防軍司令員、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統一領導陝甘寧晉綏兩區工作，支援西北解放戰爭。
1948年
3月 陪同從陝北到達興縣的毛澤東參加晉綏幹部會議，接見《晉綏日報》編輯人員。
5月26日至6月1日 出席在洛川土基鎮召開的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總結西府、隴東戰役作戰經驗。
9月8日 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49年
3月5日至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會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赴北平負責商談和平解決綏遠問題。
5月24日 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對西北第一大城市進行接收和恢復生產。
6月8日 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第二書記。
10月 參加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軍委會議，討論進軍大西南和大西北問題，決定率十八兵團等部由陝入川，配合劉、鄧大軍解放西南。
12月11日 率十八兵團及第七軍從陝甘出發向四川進軍。
12月29日 率部解放成都。
1950年
1月10日 根據調查研究中得到的情況，就進軍西藏問題，向毛澤東、彭德懷並劉伯承、鄧小平提出《康藏情況報告》，對西藏教派、康藏氣候、藏軍情況及我軍進軍路線、宗教政策等提出意見。
2月4日 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
2月中旬 部署和指揮川西剿匪作戰。
4月 赴重慶主持西南軍區工作。與劉伯承、鄧小平共同決定成立剿匪生產委員會，集中兵力在四川腹地會剿。
5月 在軍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提出了“以集中對集中、以分散對分散、以隱蔽對隱蔽”的剿匪戰術。
7月4日 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是月，組建鐵路工程指揮部，抽調3萬部隊、10萬民工，修築成渝鐵路。
1951年
夏 在重慶主持築路會議。在會上說：“修築康藏公路難度之大，不僅是我國築路史，也是世界築路史上空前的。我們解放西藏，就要幫助西藏人民進行建設。而建設沒有公路是很難想像的，所以，這條康藏公路不但堅決要修，而且一九五四年一定要把汽車開到拉薩。”
1952年
11月15日 任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1953年
4月下旬 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體育工作會議。在會上就開展體育運動的意義、方針和規劃提出意見。
8月21日 中共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黨組成立，任黨組書記。
10月21日至12月14日 率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去朝鮮慰問，並對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考察。
1954年
2月6日至10日 出席中國共產黨七屆四中全會。
9月15日至28日 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
2月17日 出席國務院第五次全體會議，在會上作《關於壓縮國家機關編制問題》的報告。
7月17日至8月8日 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去波蘭訪問。
9月23日 被授予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6年
9月15日至27日 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9月28日 在中共中央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1月 隨周恩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赴歐亞11國訪問。
1958年
4月 召集地質部、衛生部、氣象局、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及軍隊體育部門負責人座談，討論攀登珠穆朗瑪峰問題。此後，即組成登山指揮部，親任總指揮。
9月5日 主持召開第一屆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籌委會主任。在會上指出：“解放了的中國人民要有爭取勝利、破世界紀錄的雄心和氣魄。我們要更快地趕上和超過世界水準，要讓人家來破我們的紀錄，不要老跟在人家屁股後面跑，要採取一切措施，在普及的基礎上大量訓練運動員。”
1959年
3月25日至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的擴大會議和中共中央第八屆七中全會。
4月16 日代表國務院宴請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
4月28日 被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5月21日至6月24日 到四川考察，並就四川的工農業建設向中共中央寫了6個報告。
7月至8月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的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9月26日 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主席。
1960年
1月5日 任中共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
1月22日至27日 出席中共中央軍委在廣州召開的擴大會議。在會上作《關於國防工業幾個問題》的報告。提出，在盡短時間內，建成一個現代化的獨立的國防工業體系；必須大搞尖端，以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積極發展噴氣技術和無線電電子技術。
2月 調總參軍訓部副部長韓複東負責現場指揮攀登珠穆朗瑪峰。指出：“珠穆朗瑪峰一定要登上去。我們不光是為登高，還要進行科學考察，帶一些標本回來。英國搞了幾十年，沒有從北坡登上去。我們新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要有這個勁頭。”
3月 與聶榮臻一起視察西南地區，發現國防工業的基本建設存在不少品質問題，回北京後，即與李富春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研究改進措施。
11月15日至24日 與羅瑞卿視察東北地區國防工廠，發現軍工產品的品質仍很嚴重，決定整頓。
12月至1961年1月6日 主持召開國防工業三級幹部會議，總結建國11年來國防工業的經驗教訓。
1961年
2月4日至3月30日 與羅榮桓到南方視察部隊。
3月31日 看望出席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賽的全體運動員，鼓勵運動員打出風格，打出水準。
7月18日至8月16日 主持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研究國防工業建設調整方針。
1962年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北戴河擴大會議。
10月23日 與聶榮臻召開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會議，討論中印邊界作戰問題，研究作戰方案。
11月上旬 主持軍委常委會議，研究分析中印邊界反擊戰形勢，確定邊防部隊下一步行動方案。
1963年
9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由毛澤東提議，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1月 到印尼參加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並作友好訪問。
1964年
春 在國家体委研究工作時說：“我不曉得你們安心不安心？‘三大球’為什麼上不去？解放到現在已經15年了，再搞不起來，難道還搞50年？必須趕快下功夫啊!我快70歲了，我希望去見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
4月至5月 多次觀看北京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法”表演。指出，各部隊都要認真推廣“郭興福教學法”；要把這些尖子經驗普及全軍。
6月16日至17日 組織北京軍區、濟南軍區部隊軍事訓練彙報表演。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党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觀看。
10月12日 主持中央軍委常委會，研究院校工作，要求貫徹“以我為主”的辦學方針。
10月14日 就乒乓球運動員徐寅生在國家乒乓球女隊的講話，寫信給國家体委領導，指示將這篇講話發給各運動隊，讓每個人都好好學習。將徐寅生講話記錄稿送給毛澤東。1965年1月，毛澤東批示：“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是小將們向我們一大批老將挑戰了。”
11月5日至14日 隨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任代表團副團長。時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的錯誤言論予以回擊。
1965年
5月30日 接見並宴請核子試驗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代表中共中央軍委對他們辛勤工作和卓越成就表示祝賀和慰問。
7月20日 到機場歡迎由海外歸來的李宗仁，並陪同李宗仁分別出席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歡迎宴會。
9月27日至10月13日 率中央代表團到烏魯木齊出席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
12月8日至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舉行的擴大會議。會後，不再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66年
8月中旬 對“文化大革命”中那套無限上綱的作法表示不滿，說：“現在這種搞法，有點像黨內搞清理階級隊伍，難道這些老幹部為革命工作多半輩子，他們是什麼階級還不清楚嗎？”
9月5日 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將林彪指使吳法憲寫的誣陷信交給他，並說：“你不要緊張，我對你是瞭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群眾。”
9月10日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與林彪談話。針對林彪所說“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是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回答說：“我革命這麼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軍委接見外地來京串連的軍隊院校師生大會。在會上講話要求軍隊院校師生發揚光榮傳統，遵守紀律，不介入、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參加炮打司令部、上街遊行等活動。
1967年
1月20日 被送往西山某處。
9月 被正式立案審查。
1968年
4月5日 聽到一批老幹部被打成反革命，說：“都成反革命了？我不相信。看來問題複雜了!”
6月2日 看到報上關於四川省奪權的報導，點名批判了幾個老幹部，說：“指責他們搞獨立王國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開搞嘛，為什麼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明白。”
6月14日 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為由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作為專案審查對象，實行監護。
9月18日 看到專案組要其“交待問題”的信，非常氣憤。隨即針對林彪一夥的誣衊，就參加“八一”起義、湘鄂西肅反、槍斃熊貢卿以及其他一些歷史問題作了詳細的不虛掩、不誇大、實事求是的回顧，讓夫人薛明記下來，作為對強加給他的罪名的反擊。
1969年
4月上旬 由於“專案組”對醫生下達了“儘量用現有藥物，維持現有水準，也不要像對待好人那樣”的指示，在醫療上採取了控制、減藥、換藥乃至收走全部自備藥品，加上生活條件惡劣，營養不良，所患糖尿病、高血壓日益嚴重。對夫人薛明說：“他們硬是想把我拖死，殺人不見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們鬥到底!”
5月上旬 病情惡化，連續摔倒7次。一次，摔倒醒過來，聽到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說：“人民是歷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誰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誰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決不會饒恕。”
6月8日 早晨出現腹痛、噁心、嘔吐等酸中毒症狀，12個小時後，才派來兩名醫生，未作認真檢查，即注射了高滲葡萄糖，使病情繼續惡化。對夫人薛明說：“要小心，他們要害死我!”
9日 7時許，被允許送往301醫院。明確表示：“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8時55分住院，10時25分開始搶救，但醫院負責人事前未通知病房，未作搶救糖尿病酸中毒的準備，也未組織專家到場，搶救工作一片混亂。10時55分，生命垂危。11時半，主治醫生提出組織專家會診，但到13時30分才允許進行一次不讓接觸病人的“背靠背”會診。15時04分，含恨而逝。
1973年
2月29日 毛澤東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賀把他殺了。”指示要平反。
12月21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上說：“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再次指示要恢復名譽。
1974年
9月29日 中共中央發出(1974)25號檔，為賀龍平反，恢復名譽，但並不徹底。
1975年
6月9日 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賀龍骨灰安放儀式，周恩來抱病出席講話，指出：賀龍“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戰爭年代、或在全國解放以後，他是忠於党、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
1982年
10月16日 中共中央發出(1982)49號檔《關於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指出賀龍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是“我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軍事家，是我軍的創始人之一”，指出：過去加在賀龍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完全是林彪、康生等為誣陷賀龍同志而蓄意製造出來的謊言”，並對其在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面前表現出來的“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的氣節和高尚品德”，給予高度評價。宣佈 “撤銷原中發(1974)25號檔和中發(68)71號檔，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對林彪、江青一夥強加給賀龍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全部予以推倒，同時為受賀龍同志冤案所株連的所有同志徹底平反，消除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