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年）：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为“十一月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政治局侯补委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的代表蔡和森、彭述之、任旭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及《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因来不及讨论，由职工运动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交临时政治局审定公布。会议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派陈独秀、苏兆征、李立三为代表赴共产国际。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里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向全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领导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部分地区农民举行了秋收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开始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并于9月开始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苏维埃口号，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酷镇压，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上的失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

　　为了总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以确定今后继续斗争的政策和策略。10月15日和18日，党中央先后两次讨论了召集“紧急会议问题”，初步拟定了出席会议的人数、议程和开会日期。19日，发布了《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指出：“中央特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在沪召集紧急会议，凡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均需列席；被指定之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亦须派代表出席。”议程是：1．政治报告和讨论；2．党的组织问题；3．召集第六次代表大会问题。要求“各局各地的代表在赴会以前须准备一工作报告来，以备紧急会议之参考。”20日，中央又通知将开会时间提前4日，改为11月8日召开。11月1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主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问题。11月5日，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草案》、《土地问题党纲提案》和《第六次代表大会问题草案》，重新改定了会议议程如下：1.政治报告并决议；2．组织问题；3．召集第六次代表大会问题；4．政治纪律问题；5．职工运动问题；6、土地问题党纲提案问题。会议决定组成以任弼时为书记的政治纪律委员会和以苏兆征为书记的职工运动委员会。

　　这时，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时就已露端倪，尔后迅速滋长蔓延，到此次扩大会议就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此次紧急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简称为“十一月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利瓦伊汉；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重要省委(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或中央分局的代表蔡和森、彭述之、任旭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及《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因来不及讨论，由职工运动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交临时政治局审定公布。

　　会议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会议决定派陈独秀、苏兆征、李立三为代表赴共产国际。

　　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发展了八七会议开始的“左”倾情绪，并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成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形成的重要标志。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还认为：“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决议案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区别，把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为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革命形势问题上，决议案否认中国革命形势是低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在党的总策略问题上，决议案规定了党的盲动主义策略总方针：

　　1．“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

　　2．“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

　　3．“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这一总策略的核心是武装暴动，是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是以工人暴动为“中心”和“指导者”的城乡武装暴动。在政策上，决议案还规定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如“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等。

　　二、《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这个议决案从组织上贯彻了政治决议的精神，把五大提出、八七会议开始推行的党的指导机关工农化和排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织路线系统化、具体化和理论化了。其中最突出的是：“党的改造”问题，指出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并且错误地把八七会议后的某些错误和失败归罪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实际上是对大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实行大换班。要求“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11月11日，中央常委会根据这一精神，决定改变中央组织机构，正式取消南方局、北方局和长江局。

　　三、《政治纪律决议案》。这一决议案宣布受处分的有10案，其中：开除谭平山党籍；开除张国焘中央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昌起义之前敌委员会全体予以警告；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全体予以警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鄂北特别委员会全体警告，开除特委书记陆沉中央委员等。决议案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软弱的军事投机”。指责湖南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上述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领导人的指责和处罚，都是完全错误的。决议案的总的精神，是在组织上为盲动主义服务的惩办主义。这是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之一。

　　四、其它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为“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关于召集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对召开“六大”的时间、代表选举法、议事程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职工运动决议案》，是会后由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和通过的。

　　此外，会议还作出两项新的决定：一是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成为暴动的主要口号。二是决定“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

　　这次会议，一方面，包含着一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如严厉批判了党内的悲观思想，强调要深入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重申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号召深入土地革命，进行工农武装暴动，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也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总策略，以及惩办主义的政治纪律上，都充分表现出严重的“左”倾错误。这表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根据扩大会议决定，改组了中央机关，取消了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中央农委，在临时政治局常委之下，分设职工运动委员会，由苏兆征兼主任；党报委员会，由瞿秋白兼主任；组织局，由罗亦农任主任；中央妇委，由杨之华任主任。

　　为贯彻扩大会议精神，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决定近期派人巡视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的工作，布置这几个省的工农暴动的局面，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执行会议总暴动的策略，中央又决定了广东总暴动的计划，以及各地暴动计划。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同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错误主张。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就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