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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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汉语拼音：mǎn zú；英语：Manchu；满语：ᠮᠠᠨᠵᡠ，穆麟德转写：manju），又称＂满洲族＂，清代官称＂满洲＂，因以红缨为帽饰，故有＂红缨满洲＂之名，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也是通古斯人中人口最多的族群。
满族主要世居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以散居为主，以居住在辽宁省和河北省的人数最多，其次是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在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多个省、市、自治区也有满族人口和后裔分散居住。
除了散居之外，满族也有自己的聚居区，如新宾满族自治县、岫岩满族自治县、青龙满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伊通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本溪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还有凤城市及北镇市两个享有民族县待遇的县级市和满族的民族自治乡镇300余个。
满族历史悠久滿族及其先民靺鞨、女真，曾經在中國历史中先后建立渤海、金朝、东夏和后金-清朝。
两千年前的肃慎人，其后裔称挹娄、勿吉、靺鞨，一直生活在长白山以北、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称作“白山黑水”的广阔地区。12世纪，由阿骨打建立了金朝。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1636年，[[皇太极[[继位称帝，除女真旧称，定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军进关统一全国。辛亥革命以后简称“满族”。
关于满洲（manju）这一族名的来历说法不一，清史学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根据清朝官方观点，满洲之名源于文殊菩萨，乾隆帝还特别在其诗中自注以表示对这一说法的认同。清史学者孟森也曾作考证来支持这一观点。他还进一步认为“满洲”之名与明朝中期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有关，并指出满住（满洲）是建州传统观念中的“最尊之称”。“满洲部族”正是“文殊部族”之意，是为当时建州女真人中自成的一种自名其部族之熟语。还有学者认为满洲其实是一个由man和ju连结而成的组合词。man来自于满语“mangga”，意为“强硬的”；“ju”为箭，因此满洲之意是“强悍的弓箭”。此外还有民国学者傅斯年的“建州说”、章太炎的“满饰说”、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的“勿吉靺鞨音转说”、孙文良的“蔓遮说”和“满洲江说”等。
聚居于东北三省及河北省的满族，主要从事农业，这些地区盛产大豆、高粱、玉米、烟草、苹果和柞蚕等农产品和经济作物。山区特产人参、蘑菇、木耳等，也是满族人民的副业生产。东北三省的沈阳、鞍山、大连、抚顺、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中的满族主要从事工商活动。散居于全国各地的满族，主要是工人，知识分子也较多。
满族有自己的满语、满文，传统上信仰萨满教居多。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文字创立于16世纪末。宋、金时代，女真人曾有过自己的文字，早期女真文字是从汉字脱胎出来的表词——音节文字，但久已失传。16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各部后，以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读音，形成一种新的文字，称为“老满文”。皇太极时期又在借用的蒙文字母上加圈点，用来区分语音，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满文作为一种官方文字，在清代长期使用，一度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文字，留下了大量档案资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清中期以后，满语逐渐被放弃，满族基本上使用汉语北方方言，只有旗人内部和旗籍官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仍然必须使用满语。
到20世纪80年代调查，除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牡丹江市宁安市、黑河市爱辉区和孙吴县等地的部分满族村落，以及新疆伊犁州锡伯族尚能使用满语外，其他地区的满语已基本失传。
目录
历史沿革
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满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
肃慎人是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之一，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肃慎人以狩猎游牧为主业，擅骑射，性勇猛。早在舜、禹时代，肃慎人就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西周初（公元前11世纪初）肃慎部曾向周朝进献“楛矢石砮”。《左传》记载：“肃慎、燕、亳”为周代的“北土”。
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有时仍沿用旧称。挹娄人也用“楛矢石砮”狩猎，种五谷并长于养猪，能织麻布，会造小船。三国以后，挹娄人屡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直接臣属于中原王朝。“挹娄貂”在三国时是当时社会上的珍品。南北朝、隋、唐时期，肃慎、挹娄的后裔，相继以勿吉、靺鞨的名称出现，人口发展多达数十个部落。靺鞨后来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等七部。
辽代女真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居住在辽东地区的女真人，被称为熟女真或系辽籍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女真人，被称为生女真，或不系辽籍女真；居住在两者之间的被称为回霸（一作回纥）女真。生女真中的完颜部，由于铁的传入和使用，生产发展较快。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反辽并建立金朝。金朝建立以后，与北宋联合灭辽，不久又南进，取代北宋王朝，形成与南宋并立的局面。
金朝占领中原地区以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于燕京，实行“南迁北徙”的政策，女真人最初迁徒到燕山一带．以后定居在华北地区，而汉人逐渐向北迁移。定居在中原的女真人，在汉族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逐渐与汉族融合。蒙古灭金以后．他们被列在“汉人”等级中，说明与汉族已无明显的差别。留用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相对来说仍然比较落后。
元代女真人，一部分居住在辽阳等路的辖区内，与汉族杂居共处，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散处在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即以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为中心，分布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东达海岸的广大地区。元“设官牧民”，在这一带地区先后设立五个万户府和东征元帅府，在乌苏里江流域设立两个千户所，在黑龙江下游设立万户府，通过当地民族上层“因俗而治”。
明代女真人按其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程度，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明称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分布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转弯处。东海女真分布于建州、海西女真以东和以北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在社会经济长足发展的情况下，女真人从狩猎和游牧走向了定居，其经济也从过去的狩猎经济，转为主要从事农业，辅之以狩猎和采集。从社会形态和阶级关系上看，已经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阶级，清人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说：“满洲有稼穑，有城堡世居之民”，“数十巨族，则各踞城寨，小族亦自主屯堡，互相雄长，各臣其民，均有城廓。土著习射猎，知稼穑”。明王朝在广大的女真地区设立了380多个羁縻卫、所，又在黑龙江与恒滚河汇合口对岸的特林地方，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封女真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敕书、印信、衣冠和钞币，并规定了朝贡与马市的时间与待遇，加强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直接统治。明初以降，以奴儿干都司为中心，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六条交通干线，设驿站40多座，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进一步促进了女真与汉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中叶以后，女真各部互争雄长，经常征战，形成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女真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具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十五六岁时在阿台家被俘，辽东总兵李成梁见其伶俐，置于部下，在军中屡立战功。十九岁时乘机从李成梁处“飏去”。后来入山采集山货，往来于抚顺马市等处，熟悉汉人地区的情况，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他起兵后，先后被明朝封为指挥使、都指挥使、都督签事和龙虎将军等。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努尔哈赤先后用11年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并挫败叶赫等9部联军三万人的进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兼并了海西女真中的哈达、辉发和乌拉三部。与此同时，在对东海诸部的用兵中，也不断地取得胜利。在30多年时间中，努尔哈赤将东至海滨、西达开原、北抵嫩江流域、南至鸭绿江广大地区分散的女真各部全部统一起来。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加强了与汉区的联系，促进了女真社会的经济发展，出现“满洲民殷国富”的局面。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改革，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二道河畔建立费阿拉城，六月“定国政”，确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对后金及清王朝的历史，以及满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大金国，自称“英明汗”，史称后金。后在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明朝的战争中，先后将都城迁至辽阳东京城和沈阳。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改元“天聪”。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在这一时期陆续组建完成。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建元崇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巩固和发展后金政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清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逐步统一全国，从此开始了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
清初，在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下，满族在关外既有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加速向封建地主经济转化。这个转变过程，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满、汉统治阶级逐步结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社会经济也渐次恢复并走向繁荣。康乾盛世，国内安定，疆域空前辽阔，封建经济发展，人口激增，民族关系融洽。
康熙初，占据南方数省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渐成割据之势，对国家的统一造成极大的威胁。康熙帝果断决定撤藩，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展开了平定三藩的战争。京旗满族、各地驻防八旗、乃至东北三省的八旗人丁，多有调往前线参战的，为平叛和巩固国家的统一立下功绩。17世纪，沙俄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勾结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汗，不断进攻和骚扰蒙古地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一度逼进内蒙古乌兰布通地区，距北京仅七百里，京师震动。裕亲王福全率八旗军，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展开大规模激战，击败噶尔丹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率大军，在昭莫多地区与噶尔丹叛军决战，基本歼灭了叛军主力，取得了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此后，经雍正至乾隆70年的斗争，摧毁了准噶尔贵族集团分裂势力。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中，八旗官兵大量开赴战场，英勇奋战，维护了祖国统一。
在保卫祖国边疆，制止外国侵略方面，满族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7世纪中叶以后，沙俄不断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派遣满族都统彭春率领八旗兵和水师，驱逐沙俄侵略者，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保护了当地人民。1689年，中俄两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国界，此后两国边界地区保持了一百多年的正常关系。乾隆后期，英国殖民者支持下的廓尔喀统治者，武装进攻西藏地区，乾隆五十六年（1795年），清派遣满族大学士福康安等率大军入藏，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击败了廓尔喀，保障了西藏边境的安全，粉碎了英国殖民者的阴谋活动。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又指使张格尔多次进扰新疆边境地区，道光帝遣满族大学士长龄率新疆满、汉兵迎击，并调东北及各地驻防旗人驰援，活捉张格尔，再一次粉碎了英国殖民者侵夺中国领土的企图。
康乾时期，中国版图东起库页岛，南及曾母暗沙，西达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跨大漠，东北连外兴安岭，疆土约1250多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族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保卫祖国独立维护民族尊严，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抗争，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1842年5月，英国侵略者全力进攻两浙海防重镇乍浦，这里也是清代八旗驻防地之一。驻守在乍浦城郊天尊庙的旗兵，在佐领隆福的率领下，连续击退英军的五次进攻，杀伤大量敌军，击毙英军十八团汤林逊中校。276名满族官兵，几乎全部牺牲，甚至外国记载也认为乍浦满兵是顽强的战士。7月，英军进攻镇江，驻守当地的旗兵1000余人，在副都统海龄的率领下，殊死奋战，城陷后又坚持巷战，终因力量悬殊，全部壮烈殉国。恩格斯在赞扬镇江守军的英勇精神时指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殖民者强占我国东北边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当地满、汉各族人民，为捍卫祖国领土、反对沙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了英勇斗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侵占我国辽东大片领土，激起当地汉、满、朝等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组织团练抗击日军，满族魁福、锡寿等都是著名的团练首领。在保卫辽阳的战斗中，满、汉人民英勇抵抗，一月之内4次挫败日军进犯。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北京、东北三省、河北和山东各地满族人民，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东北崇信义和团的满族副都统晋昌，率领八旗士兵（育字军）数百名，一举攻下法国教堂，枪杀中国百姓的法国人纪隆也被义和团处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族拥护革命者不在少数。广州、成都等地的驻防八旗，与革命党人达成和平协议；杭州、荆州等地的驻防旗人，曾与革命军有过短暂交火，但很快就转为和平解决；在东北各地，满族鲍化南、何秀斋等领导了凤城等地的武装起义；满族知识分子宝昆、田亚斌与同盟会员张榕（汉军旗人），在奉天组织了“联合急进会”，提出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主张。满族人民广泛地参与辛亥革命，表明了满族人民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与全国各族人民在阶级利益上的一致性。
辛亥革命，清廷覆亡，旗营解散，粮饷停发，八旗制度彻底垮台，对满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八旗制度枷锁的打破，使满族从被少数贵族奴役、驱使和战争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但在军阀统治时期严重民族歧视的背景下，他们从赖饷而食转向自谋生计，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从军阀统治到国民党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更加剧了满族的困苦。
生活在农村中的满族，以东北地区广大农村较为集中，他们与汉族人民一样，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反动军队的重重压迫，生活状态痛苦不堪。清末以来东北农村中的旗地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手中，失去土地的满族人民流离失所。根据东北三省一些满族聚居地的调查，占人口总数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70%以上的土地。租种地主土地的满人，土地较好的要与地主对半分粮，土地瘠薄的则与地主四六或三七分粮。交租之外，还要为地主干各种杂活。贫苦的满族人民如遇天灾人祸，不得不向地主、高利贷者借钱，受到残酷的高利贷盘剥，一般年息三至八分不等。雇工所受的剥削更重，劳动时间长，早晨起五更，晚上点灯完，工钱却很少。据凤城县的实地调查，长工一年的收入最多不超过100元（旧币）。打短工、零工的收入更少，每天只能收入五六角。即使如此，到了农闲季节短工零工也难找到雇主，受到失业的威胁。此外还有苛捐杂税，辛亥革命以后，农村在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下，税种多如牛毛，门户费、协和费、建校费、杂费、综合费等，这些极其沉重的苛捐杂税又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交完，否则就要被罚、被打，甚至被抓进牢狱。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搞“开拓团”经营农业，霸占了农村大片土地，满人生活更加悲惨。在日本人实行的“粮谷出荷制度”下，秋收后，农民的所有收成均须上缴，然后靠“配给制”发给粮食来生活，在地主、村长、屯长和配给店老板的层层克扣下，粮食到农民手中所剩无几。还要为日伪服兵役，做劳工。牛马不如的劳工生活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修筑秘密军事工程的劳工，完工后即被集体屠杀。
生活在城市中的满族，在东北主要集中在东北各大城市中，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开办的工矿企业中，满、汉各族工人遭受残酷剥削，工资极低，随时受到监工的任意凌辱。而且，工矿中各种事故频发，生命也缺乏保障。
内地各省的满族，主要是京旗满族和各地驻防八旗的后裔，集中在驻防地及其周围的大小城市中。在京畿地区，清室贵族、高官后裔中，极少数利用祖产开办了一些商铺，多数人靠出卖房产、珠宝、字画为生，坐吃山空。1931年9月，北平报刊出现“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过去的皇亲国戚也有在街头打小鼓、卖破烂为生的。下层满族人生活更为悲惨，多数当工人、打零工、车夫、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公教人员，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此后，民族歧视严重的情况下，满族人被迫改为汉族，否则不是找不到糊口之处，便是丢掉已有的工作、职务。他们被迫隐匿民族成分，流徙四方。广州满族，做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60%以上，成都、荆州等地，做零工、拉人力车等也成为满族人的主要职业。没有固定收入，经常失业，生活困苦不堪。各地满族中知识分子不少，一般是公教人员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在民族歧视的环境中，他们工作极不稳定，工资微薄，加上物价飞涨，生活也十分困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满族人民踊跃参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满族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纷纷参加义勇军、抗日会及红色游击队等组织，采取各种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红色游击队在战斗中日益壮大，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于1935年成立抗日联军，转战东北各地，大批满族人民参加抗日联军，师长以上的满族将领就有王光宇、张兰生、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领导下，成为抗日联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满族人民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力量，坚持抗日战争。满族关向应曾任八路军120师政委，参预开发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后又随贺龙挺进冀中，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杰出指挥员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公元12世纪，金朝女真人中，出现了一种社会组织，称为“猛安谋克”。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起初，1猛安可包括8至10个谋克，其首领称为“勃极烈”。金朝建立前，定制为每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猛安谋克不仅是军事组织，也是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所有组织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并占有一定的土地。金朝最高统治者通过宗室、将领控制着猛安谋克组织。进入中原后，猛安谋克制度又推广于“归附降人”，包括汉人和契丹人。金熙宗在位期间（1135-1137年）发展为军事、生产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按金朝官制：猛安为从四品，掌管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并同诸防御州的防御使一样，负有“防捍不虞，御制盗赋”的任务。谋克为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并负有除不管理常平仓之外县令所有的职权。谋克之下分设村寨，50户以上设寨使1人，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猛安谋克人户平时在训练之余，从事农业生产。有战事则丁壮接受征发，自置鞍马器械出征；其家口仍留家生产。猛安谋克制度，作为女真族创建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对外战争与对内统治等方面，尤其是在前期，曾起到重要作用：促进了当时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在灭辽攻宋战争中，大大增强了女真兵的战斗力；在猛安谋克组织下的大批女真人迅速迁到新占领地区屯驻，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同时，对于大量新征服地方采用猛安谋克编制，减弱了当地人的反抗。此后，分散各地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往往将所受田土租与汉族佃农耕作，收取地租。猛安谋克不事生产又疏于训练，战斗力逐渐衰弱。它与后金及清代的八旗制度颇有类似之处。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牛录原为女真人氏族制时期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或出猎时，各依所属族、寨行进，每十人为一个行进单位，设“牛录额真”为首领（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组织，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佐领）管理其内部一切事务。每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参领），每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即旗主（后称都统）。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设黄．红、蓝、白四旗，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有清一代，牛录及人数时有变化，但旗制始终未变。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把众多的蒙古降众和编在八旗满洲下的一部分蒙古人，正式编成“八旗蒙古”。从天聪五年（1631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又逐步编建了八旗汉军。至此，八旗组织的三个部分才最后完成，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统属于同一社会组织——八旗之下。
八旗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对于有效地组织民众进行战争，对清统一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后，八旗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入关时的八旗主力，大半留在北京，将京城的内城，全部作为八旗人口的驻地；留在关外东北地方的八旗人口，称为盛京驻防和宁古塔驻防；以后陆续派往内地各省的八旗，称为直省驻防；康熙至乾隆时期，击败了新疆各部的分裂力量，又陆续建立了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中心的八旗驻防体系，称为新疆驻防。全国各地通都大邑、关津要道均有八旗驻防，并辅之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军队，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八旗武装为基础的对全国的控制体系。
清代满族人民基本都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下，满族兵丁参加了有清一代几乎所有战事，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先世赫赫战功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们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清代满族社会生活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八旗兵丁由过去关外时期的旗地制，转变为入关后的旗饷制。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原则上所有成年男丁都是士兵或预备兵，入关前是三丁抽一为兵，随着人口的繁衍，康熙时五丁抽一，以后有八丁抽一，十五丁抽一等，战争紧张时可能会全体披甲上阵，甚至妇女也要承担农耕、战争的后勤保障等事务。而其基本生活来源，是靠八旗分给一定数量的旗地。旗地的产出，不仅要负担旗兵及其家属的生活，还要承担旗兵出征所须的行装甲械。入关后，八旗兵丁按“计口授田”的旧制，也在京畿地区得到一份田地，但战事频发，兵丁们根本无暇耕种，也不愿耕种，同时地少人多的汉族地区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于是从入关时，清王朝开始给八旗兵丁发放饷银和月米，兵饷成为八旗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一般兵丁的饷米，表面上看是丰厚的，但在承担战时武器与马匹等开支及家属的生活后，就不宽裕了。整个清代，八旗兵额一直没有增加，而八旗人口大量增长，大量的旗内成丁不能及时挑补当兵，导致一份兵丁的银米要养活一大家人口的情况。而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旗内人口不得从事农、工、商各业以谋生计。而且，旗人也不能随意离开所驻地方，规定京旗人口不能离开驻地四十里，各地驻防旗人不能离开驻地20里。这就是清代社会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的由来。下层旗兵在八旗制度下日趋贫困化，清廷虽然采取多项措施，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旗制作为不变的根本国策，旗兵的贫困就无法改变。从阶级的角度说，下层旗兵与各族劳动人民一样，也是被统治阶级。
在军事政治上，八旗军队是清政权存在的基石。从民政方面看，八旗制度是清代旗、民分治的有效手段。在清初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八旗制度将八旗人口与汉族分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清中叶以后，旗与民的分隔，也是防止八旗人口消融于汉族汪洋大海中的手段之一。但是，一个民族，全民皆兵，或预备兵，或兵员家属，不准从事农、工、商各业谋生，对于满族为主体的旗下人口来说，也是严重的束缚，最终成为民族发展的枷锁。清中叶以后，“八旗生计”成为清代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太平天国后，清廷财政危机严重，八旗粮饷不能足额发放，八旗人口生活更加困难。此种情况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人口增加而兵额不增加，物价增长而粮饷反减少。辛亥革命期间，成都驻防旗向新成立的军政府报告旗人情况说：“阖城旗族约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过十分之一、二，余皆家无恒产”。停饷已久，债台高筑，“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从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说，八旗制度已成为满族发展的严重桎梏。
宗教信仰
满族曾信仰萨满教。“萨满”是通古斯语，意为“疯狂的人”。汉译为巫师。满族的萨满教兼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含意，故崇拜的神祗既多又杂。祭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宫廷与民间之别，富者与贫者之别及地区之别、家族之别。清王朝初期，皇宫里的萨满多由熟悉爱新觉罗氏族方言而又聪明伶俐的女人担任，称萨满太太，专管皇帝举行各种神典，口诵满语祭神，与民间为人治病的萨满不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东北的宁古塔和爱辉等地，满族仍然保有萨满教。民间萨满分两种，一种是跳神的萨满，为人治病、问卜、求神驱鬼，另一种是管理祭祀的家萨满，负责祭祀祖先神。过去满族的农民“信巫不信医”，有病先请萨满跳神，无效才请医生诊治。萨满祈祷跳神时，头戴尖帽，缀五色纸条，下垂蔽面，外悬小镜，身穿长布裙，腰系铜铃，击鼓而舞，口中念念有词。而家萨满在各姓氏中都有一名。在祭祀祖先时跳神唱满语神歌，歌颂一年的丰收，或赞颂祖先的功德。
满族的正屋西墙上，皆置一尺八寸宽、一尺半长的“祖宗板”，满语叫“倭车库”。祭时放着神刀（哈马刀）和箭，表示是祖先使用过的东西。在神板旁吊着黄色布袋叫“妈妈口袋”，也叫“子孙娘娘”，其中放着三、四丈丝绳叫“子孙绳”、“长命绳”。祭祖之前，先将祖宗匣接到西炕，摆三张桌供黄米饽饽。然后家中长者把匣打开，全家按辈分排序叩三个响头后，分别到南北炕或外屋跪下。这时萨满开始上装，穿上裙子，系上腰铃，戴上神帽，手持鼓，在祖先前祈祷，并开始跳神。跳时先转三圈，向后退三步，边念祝词，边走舞步，一般要跳三昼夜。
祭天一般都在祭祖的第二天。满族每家院中都有影壁，影壁后立一丈高杆子，称为“索伦杆”，顶端贯一猪颈骨。祭“索伦杆”用全身无杂毛的黑公猪，宰杀后将肠和膀胱等物放入杆子的斗里，让乌鸦来吃，三天之内吃掉为吉利。另外．将猪肉切碎，放入少许小米煮粥，称为小米肉粥，请亲友、邻居、甚至过路人都来吃肉粥。吃肉粥必须在屋外，而且必须当天吃完。
满族民间祭祀活动，规模上分家祭和族祭，时间上有朝祭和夕祭等，种类则有许多。各地区，甚至不同家族祭祀的内容、方式、程序等亦不尽相同。所谓“一个姓氏一坛香”。
清代，满族也有崇信佛教和关羽的，但祭祀仪式仍袭用萨满祭祀而有别于其他民族。驻防旗人后裔有家中挂祖宗袋的，袋中所装，为从关外带来的家乡的泥土。广州满族祭“落广祖”，所祭为第一代到广州落户的祖先。
萨满教
满族的萨满教历史由来已久，对满族的影响非常大。清朝入关之后，尽管满族民众普遍接受了中原民间信仰，但仍保留许多萨满教遗俗。主要体现在灵魂信仰、叫魂、追魂、图腾崇拜、梦魇信仰、善人神化等方面。由于清朝统治者视宗教为一种笼络其他势力的手段，故并未给萨满教这个本民族的宗教施以特惠。除了清代宫廷内的坤宁宫祭祀和宫内堂子祭祀之外，北京没有萨满祭祀之所。因此东北一直流传着萨满和喇嘛斗法，以及皇帝帮助喇嘛迫害萨满的民间传说，这些都是萨满教徒对本民族的皇帝怀有不满情绪的体现。
佛教
因为女真人在金朝时期就开始受渤海、高丽、辽朝和宋朝影响，已有佛教流传，所以满族对佛教并不陌生。清朝皇帝素来有“佛爷”之尊号，藏传佛教亦视其为文殊菩萨化身。努尔哈赤、皇太极均与藏传佛教之格鲁派有频繁接触。其后的皇帝都有较高的佛法造诣，尤其是顺康雍乾四位。然而，佛教主要是清朝上层笼络蒙藏贵族的一种手段，与普通满族民众的信仰关系并不大。
民间信仰
清朝入关之后，普通满族民众受中原汉族的民间信仰影响是最大的。满族所祭之神明，除在家祭祖之外，已同汉族基本一致，尤以关帝崇拜为重。清代满族视关帝为“护国神”，言必称“关老爷”，不敢称其名讳，尊崇无以复加。连关帝身旁的关平、周仓二人，也尊称老爷，礼敬有佳。满族也有财神崇拜，但所拜之财神不止一位。有红袍纱帽着明代装束的，有翎顶袍褂着清代装束的，还有一种财神则类似于狐仙。满族还供奉灶神，灶神旁边通常还有其夫人“灶王奶奶”。传说灶王爷在每年腊月二十三晚上会上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他所在人家这一年来的状况，主要是诉其罪过。所以清代满族人家还会在这一天烧香以及供上关东糖，称为送灶王，嘱咐灶神“好事多说，不好事少说”。此外，满族还信奉白衣观音、长白山神、兔儿爷、茅姑姑等汉族神明和一些其他蒙、藏民族神明的习俗。
基督教
满族也有基督徒。早在清朝雍乾年间就有宗室、和硕简亲王德沛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圣名“约瑟”，他的福晋也一同受洗，圣名为“玛利亚”。同时期还有多罗贝勒苏努的几个儿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嘉庆年间还有旗员佟恒善、佟澜等人虔诚奉教。近代著名的满族基督徒有英敛之、老舍、傅泾波等。
满族服饰
满族的服饰，男子自头顶后半部留发，束辫垂于脑后，清入关后，强行在全国推广，使之成为清代满、汉、蒙各族的共同发式。女子发式，幼年时期与男孩一样，稍长，在脑后留有一根或两根辫子，结婚时开脸上头，戴钿子。平时，在头顶盘髻，有架子头、两把头等样式。佩戴耳环，有一耳三环的定式。男子的袍褂两侧开叉，腰中束带便于骑射。其中的“箭袖”（满语：哇哈）别具特色，是在窄袖口上接一个半圆形的袖头，形如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挽起，冬季打猎或作战时放下，覆盖手背以御寒，后来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少妇穿宽大的直筒旗袍，天足，着花鞋，有花盆底和船形底等样式。早期，富人多穿麻布衣服，穷人用狍鹿皮为衣。进入辽沈以后，贵族富人穿绸缎，平民则着布衣，服饰也等级化了。入关以后，满汉服装逐渐趋于一致，男子所服的坎肩等至今仍有沿用，而女子旗袍历经演变，现已成为我国传统女装的代表。
旗袍
在满族服饰中，最突出的就是人人耳熟能详的旗袍。旗袍是满族人的服装，因满族人有“旗人”之称，所以他们穿着的袍服，被称为“旗袍”。而旗人，则是清代对被编人八旗的人的统称。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以外，还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属的汉人和蒙古族人构成。清初八旗汉军有二十六万之众，是八旗满族人、八旗蒙古族人数之和的三倍。因此旗人不仅是满族人，还应当是汉族人和蒙古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共同的组合体。
关于满族人的旗袍，最初并非是满族妇女的专宠，而是满族男女老少共着的衣服，一年四季，同一样式，仅有单、夹、皮之分。满人又称“旗人”，旗人所着之袍，故称旗袍，满语称为“衣介”。这种旗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简洁化的连衣裙，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以后，它成为“旗人”特有的装束。然而，旗袍并非起源于清代，在其形成以前，有着一段漫长的孕育期，才凝结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服装文化的精华。
马褂
马褂，是满族男子骑马时常穿的一种褂子。马褂分为大襟、对襟、琵琶襟等多种形式。马褂是满族骑射时穿着的一种褂子，后成为日常罩于袍子外面的服装。高领对襟，四面开禊，长及腰部，袖子稍短，袍袖可露出三、四寸，将袍袖卷于褂袖上面，即所谓大、小袖。现在许多满族人所穿的对襟小棉袄，就是从马褂演变过来的。
坎肩
坎肩，并不是满族原有的服装，是由汉族的“半臂”演变来的。坎肩分为对襟、捻襟、一字襟、琵琶襟等多种。妇女穿的坎肩还要绣花锒边。坎肩有棉有夹，或丝或布，多套在袍子外面。
大拉翅
大拉翅，是清代满族贵族妇女发式。盛行于光绪、宣统年间。其式，顶发梳成圆髻，脑后发呈燕尾式。另以黑缎、绒或纱制成“不”字形皂板，曰“头板”，其底部以铁丝制成扣碗状，谓之“头座”，扣于头顶发髻上，并用发缠绕，使之固定。这种“高如牌楼”之固定装饰，用时套在头上。通常于头板正中戴彩色大绢花，称“头正”或“端正花”，并加饰珠、翠、玉簪、步摇和鲜花，或于右侧缀一彩色长丝穗。这种发式因头板如两翅张开而得名。
马蹄底鞋
马蹄底鞋，是满族妇女高底鞋。亦称“旗鞋”。满族妇女皆天足，旧俗喜穿木制高底鞋，鞋底中部以木为之，前平后圆、上细下宽，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马蹄，故名。底高达三四寸，后京师旗妇有七八寸者。木底四周包裹白布。鞋面，富家多以缎为质，贫者布为之，皆彩绣花卉图案，素而无花者，最为禁忌，以其近凶服。贵族妇女常在鞋面上饰以珠宝翠玉，或于鞋头加缀缨络。少女至十三四岁始用。民国以后，已不多见。
靰鞡
靰鞡，多为农村下层满族人民冬季穿用的一种皮革制作的鞋。用牛皮或猪皮缝制，内絮靰鞡草，既轻便，又暖和，适于冬季狩猎、跑冰。它是很有特点的满族服饰之一，一直在东北农村穿用。
文化
满族是一个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民族。清代以来，在民族关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满族教育与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满族教育的普及面及办学种类创历史纪录。有隶属于国子监的八旗官学，有隶于宗人府的宗学和觉罗学，专管宗室、觉罗子弟的教育。京畿地区外，在八旗驻防地方和发祥地东北广设官学。普通旗人主要上的是八旗义学。义学隶属于各旗参领，八旗幼童十岁以上入学学习。各驻防地方也多设有义学，以便贫寒旗人子弟也能入学读书。教师一般在本旗佐领下推选，学习满语满文及骑射，学习成绩归档。后期也有由当地汉族儒士充任教师的，学习内容也多转向汉族传统文化。科举方面，清初以降即特设八旗考试，并设满文翻译考试。起初，科举方面还是旗、汉分考，后渐一体考试。教育的普及，对于满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清代举国家之力，编纂了一大批类书，如康熙时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的《四库全书》等，给中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满族自身也有相当数量的著作传世。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书，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在科学技术与医疗卫生方面，满族还有相当数量的著作与成果。乾隆的第五子永琪，在几何学上造诣颇深，其算法与今天的几何学大体相同。其孙奕绘在数学领域亦有较高造诣。左都御史拉布敦，“习外国语”，是修洋钟表的能手。满族的外科医学接骨，八旗中称之为“揣搬”。在西医的石膏绷带流行之前，在北京一直占主导地位。乾隆间的伊桑阿就是整骨专家，他培养了许多接骨医师。各地驻防旗人中也有不少的医疗世家。
早期满文著作，如《满文老档》、《太祖实录》和图理琛所著《异域录》等，都是众所周知的著作，学习满文应用之书如《清文启蒙》、《初学必读》、《虚字指南》及《清文典要》等，是以汉文解释满语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的书。满译的汉文名著极为普遍，汉文名著大多译成满文。官书不计外，民间说部如《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均有满文译本。扎克丹所译《聊斋志异》，将原书神态毕现地译出，文字表达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满族文化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满族用汉文著书立说方面。著名词家纳兰性德所著《饮水词集》和《侧帽集》，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正白旗包衣（家奴）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以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为背景，广泛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艺术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清朝贵族昭梿所著《啸亭杂录》，就其耳闻目睹的清前期的制度、仪礼、事件、人物等，杂记成书，对研究满蒙及清代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是北京岁时风土的记录，现有多种外文译本。满族县令和帮额所著《夜谈随录》，反映了满族下层的不满情绪。清代满族还出现了不少女作家，西林太清（顾太清）所著《天游阁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此外还有科德氏著《琴谱》、完颜悦姑著《花堁闲吟》、库里雅令文著《香吟馆小草》等。
清中叶以后，旗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鼓词，只有唱词，没有说白，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为“清音子弟书”，在北京和沈阳等城市流传很广，为一般市民阶层所喜爱。鹤侣和韩小窗所著子弟书《借靴》、《侍卫叹》等，流传最广。还有一种民间“八角鼓”唱腔和鼓词，直到清末还普遍流传。
满族说部
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是满族的发祥地。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口耳相传的一种古老的民间长篇说唱艺术，满语称“乌勒本”（ulabun），汉译为传或传记。其形式与内涵迥异于听讲普通民间故事，多由族中长者漱口焚香宣讲，常配以铃鼓扎板，夹叙夹唱，意在说“根子”、敬祖先和颂英烈，听者谦恭有序，分外虔敬。满族讲唱说部主要在氏族内以口耳相传，代代承继。早期多用满语说唱，清中叶后满语渐废，遂改用汉语讲唱，其中夹杂一些满语。满族说部风格凝重，气势恢弘，包罗氏族部落崛起、蛮荒古祭、开拓创业、英雄史传、民族习俗和生产生活知识等内容，被称为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
满族民间说部，渊源于历史更为悠久的民间讲述形式——讲古。讲古，满语叫“乌尔奔”，是传说或故事的意思，即讲述本民族特别是本宗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故事。在入主中原以前，满族几乎没有以文本形式记录本民族历史的习惯，当时人们记录历史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部落酋长或萨满来口传历史，教育子孙。
在传统满族社会中，经常举行讲古比赛，清中叶满族八角鼓、清音子弟书异军突起，便是这一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裂变。历史上，满族社会在部落酋长、族长、萨满的选定过程中，都要求当选人必须要有一张“金子一样的嘴”——即必须要有讲古才能。满族民间说部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受汉族传统说书的影响。历史上，满族曾两次问鼎中原，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另一方面，在满族与汉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满族也吸收了大量中原优秀文化，民间说书，就是典型的一例。
主要内容 据满族说部的传承者富育光老先生介绍，目前满族说部遗存的存藏主要有“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和“巴图鲁乌勒本”3个方面的内容。（1）窝车库乌勒本，是由满族一些姓氏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教神话与历世萨满的事迹，俗称"神龛上的故事"。典型代表有《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2）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近10年来在满族姓氏中发现较多，以《萨布素将军传》为代表，影响很大。（3）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红罗女》等流传较广。满族说部中展示的丰富内容，有的匡正史误，有的补充了史料不足，甚至有些史料鲜为后人所知。满族说部的收集和发掘，对东北满族史、民族关系史、东北涉外疆域史，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黑水英雄传》、《雪山汉王传》等，细腻翔实地记载了黑龙江北广阔寒域、库页岛上的土民与生活、江东六十四屯等历史沧桑。
主要特点 满族说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史诗。它往往以满族历史上某个英雄人物的传奇性个人经历为主线，原汁原味地展示了历史上满族人民在治理北疆、保家卫国过程中所创立的丰功伟绩。人们可以从这些民间说部中，窥视到满族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变迁，了解其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体悟到历史上满族人民的审美情趣、世界观及其价值取向。如《飞啸三巧传奇》，在向人们展示清朝嘉庆末年至道光年间生活在黑龙江以北的英雄们的事迹的同时，也向后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活动，以及天文、地理、动植物种类和生活习性。72万字的《萨大人传》，它主要讲述了在康熙年间，镇守黑龙江的大将军萨布素的生平事迹，从而弥补了《清史稿》中记载萨布素将军事迹过简的不足。这些长篇说部豪迈、壮美，透露出满族人民所独有的艺术气质，是北方民族的史诗，丰富了我国北方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民族史、疆域史、民族关系史研究，及至人文学和民俗学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民族歌舞
民歌 满族民歌内容丰富，较之汉族民歌，多了一些渔、猎、牧劳动和八旗兵出征及思念亲人内容歌曲。其歌词语言通俗、活泼，其旋律质朴、简明。农村中的满族民歌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满族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歌唱，活泼动情的小唱几乎涉及到满族整个人生礼俗，唱出了他们的愿望和心声。自降生就听的《悠摇车》，稍大一些学唱《小板凳》、《河河沿》，童年的《抓嘎拉哈歌》，少年的放牧山歌，青年的情歌、结婚的喜歌，出征的战歌，围猎的猎歌，以及丰收喜庆，岁时节日，祝福贺寿，凯旋庆功，悲欢离合都有歌，其音乐风格多彩多姿，但基调豪放，朗爽，即使表现哀婉情绪的音乐，也不失其刚健强劲的内质。
满族民歌有摇篮曲、儿歌、情歌、劳动歌、风俗歌、山歌、小调、喜歌、战歌、叙事歌等等，形式多样，内容几乎包括其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音乐也各有特色。18世纪中期，八旗子弟创作了一种新的鼓词，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为“清音子弟书”。摇篮曲，也称“悠悠调”。在满族中流传最广，几乎每个满族孩子都是在这种优扬、平稳的曲调中成长起来的。现在流传的《摇篮曲》有满语的，汉语的，最多还是满、汉语兼有的。劳动歌，满族先民在渔猎时，常吹牛角或海螺为号，敲锣打鼓，声势浩大。猎毕，就在野外歌舞欢宴，富有节奏的劳动号子发展成旋律流畅的劳动歌，容纳了广阔的生活场景。山歌，满族人用热烈奔放的山歌，抒发其对家乡和劳动的热爱，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劳动歌。其中赞美富饶壮丽河山的山歌称为“夸山调”，节奏自由强烈，曲调高昂开阔，情绪奔放，酣畅。《靠山调》、《爬山调》等曲调被八角鼓、单弦等曲艺广泛吸收。满族风俗歌也很有特色。如迎亲路上的“官吹”，闹洞房时唱的喜歌“拉空齐”以及丧葬仪式中的哭丧调和大量的祭祀歌都很感人动听。满族民歌在大部是五声音阶，结构简明，旋律流畅，感情真挚。在东北广大农村流传着丰富多彩的反映满族人民劳动、祭祀、游戏、出征和日常生活的民歌、儿歌。其中有渔民号子《跑南海》、山歌《开山调》、牧歌《溜响鞭》、《喜歌》等；反映爱情的有《伊勒哈穆克》、《红绒线》、《烟荷包》、《十二月》等；游戏歌有《抓嘎拉哈》、《拍手歌》；反映出征内容的有《出征歌》、《八角鼓咚咚》；反映妇女生活的《丹查拉米》、《酸枣颗棵》；儿歌有《干草垛插金刀》、《风来咯》等。
秧歌舞 又称“鞑子秧歌”。多于上元夜表演。舞者十数人或数十人不等。表演者各持尺把长两圆木，边击边对舞。常由三四人扮妇女，三四人扮参军及扮持伞灯者，饰卖膏药者为前导。以锣鼓伴奏，“舞毕乃歌，歌毕乃舞”。是化妆的歌舞表演。有徒步、高跷之分。若两秧歌队于路相遇，即行抗肩礼互敬。
隆兴舞 九折十八式是本民族的传统舞蹈。舞蹈的特点，多由狩猎、战斗的动作演变而来。如隆兴舞，要选一些身体强壮的人，穿豹皮唱满族歌，伴以箫鼓。舞者一半人扮在虎、豹等兽，一半人骑假马追射，称作“隆庆舞”，逢喜庆宴会，主、客男女轮番起舞，举一袖于额，后一袖为背，盘旋进退，一人唱歌，大家呼“空齐”相合。九折十八式，姿势复杂繁多，有打渔的姿势，穿针、织网的资势，欢庆的资势，单奔马，打猎姿势；双奔马、出征的姿势；大小盘龙、龙戏水的姿势，怪蟒出洞，龙蠕动的姿势。十八式，即十八个舞蹈动作。
莽式舞 中国清代宫中宴会上表演的满族舞蹈。莽式分男莽式和女莽式。跳莽式必有歌唱和，一人领唱，众人以“空齐”之声相和，加强节奏，故也有人称之为莽式空齐舞。舞蹈粗犷有力，动作幅度较大，多是骑士步，这与满族先民尚武有关。
腰铃舞 满族民间舞蹈。由数名腰系铜铃男子表演。表演时打着响板，扭动腰铃，使板声、铃声相和。源于满族早期骑射生活。
庆隆舞 是在丰收年景和庆祝大典中进行的一种场面性舞蹈，是清朝宫廷舞蹈中最具满族特点的舞蹈，留有民间舞蹈的深刻痕迹。庆隆舞喜起舞和扬烈舞，源于莽势舞。乾隆年间命此名。用于宫廷内元旦、万寿节、除夕及皇帝大婚等所举行的盛大筵宴上，多由王公大臣与司舞者共同表演。舞蹈规模颇大，包括乐器伴奏多达百人。
大五魁舞 又称“五魁舞”，是满族民间一种庆贺舞蹈。源于满族早期的狩猎生活，多于丰收、狩猎归来时表演。该舞蹈由五人分别头戴虎、豹、熊、鹿、狍的面具做拟兽的跑跳动作，欢快有趣。
单鼓腰铃 单鼓腰铃是艺人们口头的称呼，亦称“打单鼓子”或“耍腰铃”。是一种腰缠许多小铃，手持“单鼓”（或“抓鼓”）而舞的祭祀舞蹈。满族信仰萨满教并尊奉“鹰神”、“蟒神”、“乌鸦神”等。逢年过节，祭祖之日先将“佛头妈妈”请上神位，后由“查玛”开始起舞，他们头戴帽，身扎腰铃，手持抓鼓边跳神舞边唱神歌。他们先在屋里跳，然后到院外跳。祭祖内容一是悼念祖先功德，二是保佑天下太平，三是祝愿风调雨顺，四是祈祷病除灾消。
风俗习惯
满族称姓氏为哈拉（hala），丰富而复杂，极富民族文化特色。最初，一个哈拉就是一个穆昆（家族）。后来随着人口繁衍、家族分支与随任驻防调往别处，原来的穆昆又分化出数个新穆昆。一般一个穆昆只有一个哈拉，但也有数个穆昆属于同一哈拉的情况。历史记载，满族姓氏有600多个，在我国各民族的姓氏中，仅次于汉族。与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一样，满族姓氏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的图腾崇拜，但就后来的发展看，主要有以居住地为氏和以部族为氏两种。女真人往往一个穆昆聚居一处，宋元以后，又深受蒙古族的影响，所以称名而不称姓。清入关后，民族关系不断发展，汉军旗人多有用满族称名不称姓的方式命名的，而满洲旗人深受汉族文化习俗的影响，有很多用汉字为姓氏，如瓜尔佳氏以音译改称为关姓，纽呼禄氏以意译改称郎（狼），伊尔根觉罗，又称民觉罗，改汉称为赵。也有将满姓汉语音译的第一个字作为姓氏的，如佟佳氏简称佟，马佳氏简称马，还有图、德、大、暴、呼、阿、肇、西、布等姓氏，大多数是将原来的满姓，用汉字来进行简称。对于这种情形，清统治者十分不满，乾隆以后，清政府多次严令禁止，但并没多大效果。辛亥革命后，绝大多数的满族人，普遍用汉字姓，或捏改汉姓，使他人不知其为满族，以至于今天很多满族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老姓了。
满族及其先民长期居住在山林地区，精于骑射是他们的特技，也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满族育儿所用的摇车，直到今天，很多农村仍然沿用。儿童初生时，悬弓箭于门前，象征着他未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射手。六、七岁时，即以木制弓箭练习射鹄，稍长，就骑马佩箭驰骋山林。女人执鞭不亚于男子，姑娘出嫁，弓、箭、鹿皮服是必备之品，结婚时的天地桌上要插上弓和箭。轿车进门，新郎要射三支箭。满族儿歌与民谣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狩猎生活的痕迹。
婚姻
满族旧时婚姻重视门第，盛行早婚和娶大龄女。这与旗内男子当兵出征，希望早育子女有关。贵族官宦人家，盛行指婚，多由朝廷指定结婚对象，一般旗人也有由族长指婚的情况。清代宫廷的“选秀”，是为皇帝及亲王选妃，一般限定在八旗三品官内部遴选。八旗内男女年龄到十六、七岁，即可订婚，男子订婚与结婚年龄可能更小一些。婚姻由父母包办，男方请媒人到女方说亲，先后要去三次。每次都携带一瓶酒，到第三次才能知道是否成功。所以有句俗话“成不成，三瓶酒”。如果成了，女方父母向男方要彩礼，猪、酒、櫃、衣服、首饰等。男方送的彩礼，全部作为姑娘的财产。旧时满族结婚过程较为繁多，有议婚、小定、大定、过礼、送日子、开锁、送嫁妆、迎娶、坐帐、合卺、分大小，回门和住对月一整套过程。结婚时，新娘要在洞房炕上坐帐一日，称为“坐福”。晚间在地上放一桌子，桌上放两个酒壶和酒盅，新郎新娘手挽手，绕桌子三圈后饮酒。炕上点燃一对蜡烛，通宵不熄，房外一人或数人唱喜歌，名曰“拉空家”，或有人用黑豆往新房窗户上撒，热闹一两个小时后自散。三日后新郎新娘回娘家。
礼节
满族重视礼节。过去少辈对老辈是三天一小礼，五天一大礼。少辈每隔三天要给长辈打千请安，隔五天见长辈得叩头，打千的形式男女有别，男人哈腰，右手下伸左手扶膝，似抬物状，女人双手扶膝下蹲。路上遇见不相识的长者，要鞠躬垂手问“赛音”（满语，好的意思）。如骑马，要下马闪在路旁让路，等长辈过去，再上马赶路。远方亲友相见，不分男女皆行抱腰接面大礼。
丧葬
满族的丧葬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受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满族先民的丧葬仪式比较简约、粗疏，曾经有天葬、土葬、兽葬、树葬、水葬、火葬等形式。入关前，满族以火葬为主，自顺治帝后期起，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普遍改成棺材土葬，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形成了满族的特色葬俗。乾隆以前，各地驻防旗人由于要将死者及其遗属送回京中故旗，所以仍保持了火葬，而将骨灰装殓回京。乾嘉以后，允许驻防旗人在当地安葬，也改为土葬。早期满族贵族有人殉之俗，后改为剪发代殉和焚烧纸扎的奴仆。在农村地区，不准许在西炕和北炕死人，因为门是活人出入的地方，因此，死人入棺后，只能从窗户抬出。人死后，在院子西边立一杆子，高一丈五尺左右，上挂布幡，幡长九尺，用红布和黑布做成。幡的头和尾是黑布，中间四条是红布。出殡时，亲友要抢幡上的布，给自己孩子做衣服，认为可避邪，不做恶梦等。今天广州满族保持完整的满族坟场，仍能看到满族葬俗的一些特点。
古代满族爱好歌舞，多由狩猎、战斗的活动演化而来。入关后，舞蹈必选身体强壮的人，穿豹皮唱满族歌，伴以箫鼓，称作“喜起舞”，或舞者一半人扮成虎、豹等兽，一半人骑假马追射，称作“隆庆舞”。喜庆宴会时，主客男女轮番起舞，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进退，一人唱歌，大家呼“空齐”相和。进入辽沈以后，更多的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在宫廷乐舞中，备有满、蒙、汉，朝等族的舞蹈。
住房
满族的住房，院落围以矮墙，院内有影壁。室内一般有西、中、东三间，西间称西上屋，中间是厨房，东间称东下屋，大门朝南。如两间正房，外屋是厨房，安置锅灶。里屋有三铺炕，西炕为贵，供有祖宗神位，西墙上有祖宗神板。北炕为大，南炕为小。家中来客住西炕，家中长辈多住北炕，小辈可住南炕。满族盖房多开南窗和西窗，冬暖夏凉。
食俗
满族食品也极富特色，历来有“满点汉菜”之说。最能代表满、汉族饮食文化交融的莫过于“满汉全席”。其菜肴选料、制作和吃法上都保持着满族特色，其中山珍如猴头菌、熊掌、人参、鹿茸等大都是来自东北地区。它是满点与汉菜融合的精品，在清乾隆时期就已成型，流传了二百余年，乾隆间《扬州画舫录》所载，扬州地方的“满汉席”，已有菜点100余道了。日常生活中，满族民间还有许多风味小吃和种类繁多的点心。喜欢吃小米、黄米干饭与黄米饽饽（豆包），每逢过节时吃“哎吉格饽”（饺子）。每当阴历除夕，晚饭吃满族独有的风味食品白煮猪肉，炙猪肉及糕点中至今犹存的“萨其玛”等。今天中国北方的饺子、火锅、酸菜、京味糕点等均与满族饮食文化有着渊源关系。
日常食俗
满族民间农忙时日食三餐，农闲时日食二餐。主食多是小米和高梁米、粳米、干饭，喜在饭中加小豆或粑豆，如高梁米豆干饭。有的地区以玉米为主食，喜以玉米面发酵做成“酸汤子”。东北大部分地区的满族还有吃水饭的习惯，即在做好高梁米饭或玉米（米＋查）子饭后用清水过一遍，再放入清水中泡，吃时捞出，盛入碗内，清凉可口。这种吃法多在夏季。饽饽是用黏高梁、黏玉米、黄米等磨成面制作的，有豆面饽饽、搓条饽饽、苏叶饽饽、菠萝叶饽饽、牛舌饽饽、年糕饽饽、水煮饽饽（汉语的饺子）等。满族的饽饽历史悠久，清代即成为宫廷主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御膳“栗子面窝窝头”，也称小窝头。满族点心萨其玛也成为全国著名糕点。较著名的还有清东陵糕点，也称清东陵大饽饽，北京小吃墩饽饽，河北承德小吃油酥饽饽，湖北荆州小吃猪油饽饽等。
北方冬天天气寒冷，没有新鲜蔬菜，满族民间常以秋冬之际腌渍的大白菜（即酸菜）为主要蔬菜。据传用腌渍的方法储存蔬菜，始于清顺治年间。用酸菜熬白肉、粉条是满族入冬以后常吃的菜肴。酸菜可用熬、炖、炒和凉拌的方法食用，用酸菜下火锅别具特色。配菜也可用来做馅包饺子。东北地区的满族，每户腌渍的酸菜一般可以吃到第二年春天。此外，日常蔬菜还有萝卜、豆角等。满族人民爱吃猪肉，常用白煮的方法烹制。辽宁沈阳市的那家馆是家有１００多年历史的满族餐馆，该店经营的白肉血肠，被誉为正宗的满族风味。
节日、祭祀、礼仪食俗
满族许多节日均与汉族相同。逢年过节，都要杀猪，过年（春节）时每家要杀猪二至三口。农历腊月八日（腊八节），要用黏高梁、小豆等八样粮食煮粥，称为腊八粥。除夕吃饺子，在一个饺子中放一根白线，谁吃着白线就意味着谁能长寿：也有的在一个饺子中放一枚铜钱，吃到便意味着在新的一年里有钱花。此外还要吃手把肉和特有的点心“萨其玛”。满族过去信仰萨满教，每年都要根据不同的节令祭天、祭神、祭祖先，以猪和猪头为主要祭品。在大祭时要杀猪，特别是在祭祀祖先时要选用无杂毛的黑猪（有的还必须选黑公猪），宰杀前要往猪耳朵内注酒，如猪的耳朵抖动，则认为神已领受，即可宰杀。此举俗称为“领牲”。有的地方要将猪肠和膀胱放入吊斗挂在杆子上，让乌鸦来吃，如果三天内被吃掉，就为吉利。然后把全猪卸为八块，按原样摆在方盘内，供于家里屋内西山墙的祖宗牌位下，家人按辈份排列免冠叩头三遍，再将肉切碎入锅熬煮，全家围坐，蘸盐而食。此时如有客至，只要在祖先牌位前叩头三次，即可坐下同吃，吃完也不必道谢。满族人家至今还有逢杀猪时请亲邻好友前来品尝头顿猪肉的习惯。过去，在庄稼成熟的季节，满族还有“荐新”祭祀的习惯，如今已被“上场豆腐了场糕”习俗所代替，即在五谷上场时，用新豆子做豆腐吃，打场结束时，用新谷做大黄米饭或豆面饽饽吃，以庆丰收。满族男女青年结婚时，新娘必须先在南炕上坐帐，也有称“坐福”。直到晚上，才在地上放一张桌子，新娘、新郎要手挽手绕桌子三圈后对饮。
典型食品
满族居住分散，各地均有代表性的典型食品，主要有：①白肉血肠。②火锅。满族传统风味菜肴。③酸汤子。辽宁岫岩满族的典型食品。④清东陵糕点。也称清东陵大饽饽。最早是清朝皇帝到东陵祭祀祖宗时做供品用的，因此也称为“祭饽饽”。做供品时有果馅厚酥饽饽、鱼儿饽饽、匙子饽饽、菊花饽饽、糊面饽饽、炸高丽饽饽、江米糕、黄米糕、七星饼、鸡蛋糕、枸奶子糕、山葡萄糕、山梨面糕等几十种。传入民间制成糕点后，大体上分为大小两种饽饽。大饽饽每斤八块，俗称清东陵大八件；小饽饽每斤十六块，俗称清东陵小八件。大小饽饽品种主要有太师饼，松饼，玫瑰饼，龙凤饼，山楂桃。还有无馅的七星点子、八裂饼、核桃酥、到口酥等。
体育
满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大都与狩猎相关，有举重、摔跤、跳马、跳骆驼及溜冰等。“跳马”要在马飞跑时，横跃马身；跳骆驼则是从后跃上驼背。跳马与跳骆驼，都是为和敌人短兵相接时，便于飞上敌骑的擒拿技术，并成为经常锻炼的运动项目之一。跑冰鞋在19世纪中叶以前是八旗士兵必须操练的一项军事技术。乾隆时期，每年阴历十月都要在北京北海冰面上检阅八旗子弟滑冰，作为训练部队的制度之一。参加这种检阅的人数达1600名(每旗200人)。这样盛大的滑冰大会，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除了表演速度外，还有花样滑冰、冰上足球比赛、冰上杂技、滑冰射箭项目等。旧时旗人所用的木板冰鞋还可在北京民间找到。
节日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满族先民形成了富于自己民族特点的岁时文化，如远在渤海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春节、端午节等节庆习俗。这些习俗与其受到汉文化影响有关，但也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如女真人在端午节有采艾蒿、吃艾糕、系长命锁、射柳祭天等习俗。清入关后，满族的岁时文化与汉族文化结合，互相吸收，渐趋一致，其间仍然显示出满族岁时文化的某些特色。如满族春节吃饺子、吃萨其玛，满族的端午节不是祭祀屈原而是为了健身祛病等等。满族主要有春节、元宵节、二有二、端午节和中秋节。节日期间一般都要举行“珍珠球”、跳马、跳骆驼和滑冰等传统体育活动。
春节 是满族人民重要的传统节日。节前要做满族传统糕点——萨其玛，张贴对联、窗花、挂笺（按旗属分别贴红、黄、蓝、白色）、挂“福”字。午夜分发“神纸”之后，晚辈男子到族内各家“辞岁”。除夕半夜子时，家家吃饺子，取“更岁饺子”之意。还要把一枚铜钱（富家有的用金钱小保及宝石等），暗放饺子中．谁吃到了则终岁大吉。除夕，家家院内竖灯笼杆，高可达二丈，上扎松枝，高挂红灯，红灯至初六，夜夜不熄。宫廷中则于腊月二十四日悬挂“天灯”，至次年二月初三日出灯止。
元宵节 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灯节”，满族除挂彩灯外，还制作“冰灯”，元宵节的主要内容不是吃元宵，而是观彩灯。满族聚居的市镇，街道上悬挂起成千上万只巧夺天工的彩灯。农村还有元宵节晚上“蒸面灯”之俗。晚清广州“羊城灯市”中，以旗人所制灯最为璀灿夺目，成为广州一种特产。
颁金节 是满族“族庆”之日。1635年农历10月13日，皇太极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女真”为 “满洲”，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1989年10月，在丹东“首届满族文化学术研讨会” 上，正式把每年的12月3日定为“颁金节”。
二月二 俗称“龙抬头日”。当日晨，满族人家把灶灰撒在院中，灰道弯曲如龙，故称“引龙”。 然后在院中举行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全家人还要吃“龙须面”和“龙鳞饼”。妇女们这天不能做针线活。
清明节 上坟祭祖时不像汉族纸钱后在坟顶上压钱，而是在坟上插“佛朵”。“佛朵”是满语，译为汉语为“柳”或“柳枝”。根据满族信仰，柳是人的始祖，人是柳的子孙，为表明后继有人，要在坟上插柳。
端午节 满族过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其风俗与汉族相同。
中元节 满族以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也视为超度亡灵的“鬼节”。届时，各处寺院设立道场，燃灯 念经，要举行各种超度仪式。
中秋节 满族人家过中秋节也吃“团圆饭”。此外，月亮初升之际，还要供月。即在院内西侧向东 摆一架木屏风，屏风上挂有鸡冠花、毛豆枝、鲜藕等，为供月兔之用。屏风前摆一张八仙桌，桌上供 一大月饼。祭时，焚香磕头，妇女先拜，男人后拜。
腊八节 满族人家腊月初八要泡“腊八醋”和煮“腊八肉”。除全家人吃外还要分送亲友。
小年 满族过小年的习俗与汉族相同。腊月二十三日为“小年”。届时家家户户要祭祀灶神，俗称 “送灶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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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体讲南岛语系的少数民族有：高山族等民族。
（包括泰雅语、赛德克语、邹语、卡那卡那富语、沙阿鲁阿语、排湾语、阿美语、布农语、鲁凯语、卑南语、赛夏语、邵语、噶玛兰语、巴则海语、雅美语等语言）
（五）主体讲阿尔泰语系的少数民族有：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撒拉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满族、朝鲜族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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